关于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据的标准如何，迄今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十条规定的“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也仅仅是规定了赔偿权利人住所地在国内不同地方时，赔偿金的计算问题，但这并不包括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在境外的情形，因此，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不适用此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我国的国情，我国乃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生活水平远不如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却也高于诸如朝鲜、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日益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国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有必要规范和解决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一、概念的厘定
（一）境外人
所谓境外人（本文所指仅为自然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1）外国人；（2）华侨，包括居住在境外持有中国护照无国内身份证明者；（3）港、澳、台居民。
（二）人身损害赔偿
针对人身损害赔偿存在三种理论争议，分别是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目前我国司法界适用二元论，在传统民法中，人身损害所导致的损害一直被确定为两类——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物质损害是指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护理费等；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采用二元论乃是基于损害类型和法律对赔偿制度的设计，众所周知，当人身受到伤害后，所产生的损失范围不外乎是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分类法是当代哲学的公认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经验总结。人身损害赔偿设立的目的乃是为了恢复固有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的恢复、受害人因伤害而丧失的可预期的劳动收益、家庭生活职能实现的保障、精神创伤的抚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物质损害的赔偿，第十八条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予以了明确规定，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种类大致包括：（1）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如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必要交通费等；（2）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支出，如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3）精神损失抚慰金。
二、观点的梳理
针对境外人在我国境内因侵权行为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目前国内的认定标准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
所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即按照我国的标准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但是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调整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而是规范境内人在我国境内遭受人身损害时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如果对境外人的赔偿标准一律按照我国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这与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法制度填补受害人损失的价值相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境外人而言，若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按照我国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那么赔偿金额将远远低于其生活地的标准，由此可能影响受害人正常的生活，无法保障受害人的生存权。而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国，有必要创造条件实现条约中的生存权。对于这种赔偿标准，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试行）》中第24条规定：“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损害赔偿，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其交通费按实际的必须费用计算。”这样的表述正是采用了这一观点。
（二）按照死者本国标准赔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赔偿原则——完全赔偿原则，即对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加害人都应当以自己的财产全部赔偿，这体现了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从而保障受害人能够恢复到伤害以前的状态，以恢复其财产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以有学者认为为全面、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应以受害人或其他权利人本国为计算基准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因此，对于赔偿权利人如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居民，其所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我国的情形，应当按照死者的本国赔偿标准赔偿。这不仅充分考虑死者的实际收入及死者家属所获取赔偿金的实际购买力，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务实原则。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恰恰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这种标准下的赔偿金，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境外人，其人身损害赔偿金的额度将大大高于境内人，但是由于我国的赔偿义务人负担能力有限，出于其经济能力的考虑，也可能出现境外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得不到实际保护的情形，致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且这易导致“同命不同价”结果，让国人从心底感觉外国人的命比国人更值钱，这与我国的公共利益不相符，理应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畴。当然这种观点多为理论性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按照此标准裁判的法院和法官不多。
（三）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
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既避免了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带来的因赔偿数额巨大致侵权人负担过重的情形，又冲破了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数额过低以致影响受害人生活的尴尬。对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中，侵权行为地法院是具备管辖权的，加之死亡赔偿金所具有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性质，因此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法院受诉地的标准来界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的原则，被抚养人的生活支出受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限制，按照被扶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能保证被扶养人在抚养地的各种生活支出，从而能够较好地维持被扶养人的生活，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精神，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同一地域标准，不宜确立两种地域标准。在司法实务中这种赔偿标准亦会被采用。
（四）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应参照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
这也是一种折中的观点。这种观点既可以避免因赔偿数额过低致使受害人无法正常生活，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发达国家的境外人与境内人之间因人身损害而获得的赔偿数额的差距，依据综合考虑优先保护受害人和均衡保护责任人的原则，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可参照国内城镇最高标准来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很多法院和法官即是采用此种观点。
三、结论的思考
综合全面分析，针对上述四种赔偿标准，第一种观点有违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因而对于受害人来讲，按照第一种受诉地法院的赔偿标准来赔偿无法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种观点虽完全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却使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过大，有违实质公平，因此对加害人而言，按照第二种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会与加害人的经济偿付能力相距甚远。因此，笔者倾向于选择第三种和第四种标准，因为这两种标准能够很好的衡平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现实中，司法实务界对涉外当事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标准不一，有的采用法院受诉地的标准裁判，有的采用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的标准赔偿，有的则采用国内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在今天这个裁判文书上网、信息传播加速的时代，“同案同判”具有异常急迫性和必要性。因此面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消除“同案不同判”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建构“同案同判”大格局。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有两个途径：一是在理论上加强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沟通交流，对境外人的人身损害赔偿理论进行梳理，达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另一是在司法实务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规范性文件。
（一）达成理论共识
通过加强学理研究，达成理论上的共识和思想上的一致是做好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认定标准统一化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解和适用上，各地法院采取的认定标准和做法不一，主要还是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很好驾驭和把握。笔者以为应当大力加强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因为真理只有越辩越明，讨论才能清晰。开展理论研究和司法调研工作是出台后续相关规范性司法文件及开展案例指导制度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须首先加强理论研究和实务调研，通过理论探讨逐步让争辩明朗化，认识趋同化。鉴于法院研究力量薄弱，审判任务繁重无暇顾及，而理论界又缺乏研究素材和数据资料，因而可采用政法院校与法院等实务机关成立联合课题组的形式进行联合攻关的办法，通过对一线司法数据的采集和裁判案例的解读不断深化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以逐步统一认识，解决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混乱的司法顽疾。
（二）建立案例制度
所谓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建立指导性案件的方式来为以后类似或者相同案件提供裁判参照物，这种制度有利于推进法律统一适用，调和法律自身的矛盾及其与社会动态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司法权威，改革司法结构。由于成文法具有滞后性，而“社会正义如果不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正在’进步的过程”，因此，要实现正义，法律必须变动不居。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很好地弥补法律这个天生的缺陷，是对法律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交织的法律回应。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法官曾经说过：“如果每个昔日的案件都可以重新开庭，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以至无法承受”，裁判体现了法官的经验和理性，因此对于法律适用准确、量刑适当、适用程序正当的案例要注意积累，在将来司法审判中遇到与先前案情相似或相近的案件时，可以在整合先前案例中法官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对其优先适用，提高司法效率。同案同判是一种促进法制统一的具体形式，案例指导制度在同案的基础上保证了同判。法治权威的提高来自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义务感，同案同判能够增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认同感产生归属感，增强义务感，促使法律成为民众的内部道德需求，实现法律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权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得到了增强。
（三）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仅限定为广义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律范畴，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出台规范性文件能够为法院定纷止争提供确切的依据，法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方可“触不直者去之”。现实中，由于法官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各个法院、各个审判庭、各个法官对同一案件因能力和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的裁判，这种现场加剧了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 的理念不仅深深地根植于裁判者心中，更扎根在百姓的心中，我国适用的是统一成文法的国家，对同一事实只能有同一的法律处理结果。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将裁判的准绳以文字的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保障裁判者在裁判的过程中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调整下，在对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理解下，做到“同案同判”。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失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六号《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失效］
证监发[1999]53号
各基金管理公司，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部：
为贯彻落实《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对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的管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运作，切实保障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制定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六号《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现予发布，请认真遵照执行。
本规定实施前已通过中国证监会组织的有关基金从业人员考试并已在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任职的工作人员，视为已取得基金从业人员资格，并补发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其他尚未通过中国证监会组织的有关基金从业人员考试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现有工作人员，须在2000年7月1日前取得基金从业人员资格。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的管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的运作，切实保障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基金从业人员包括下列人员：
（一）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助理人员；
（二）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内设基金业务部门的正、副经理人员；
（三）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
（四）基金管理公司的督察员；
（五）基金管理公司中从事研究开发、市场推介、销售、交易、基金财务、监察稽核、电脑管理等业务的专业人员；
（六）基金托管部中从事研究开发、清算交割、基金财务、交易监控、监察稽核、电脑管理等业务的专业人员；
（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前款（一）项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三）项所称基金经理是指在基金管理公司中专门负责基金投资的专业人员；（四）项所称督察员是指在基金管理公司中负责公司监察稽核工作，并可以就监察稽核情
况独立向公司董事长、中国证监会行使报告权的专业人员。
第三条 中国证监会依照本规定，负责对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进行监督管理。
前款所称基金从业人员资格，包括基金从业资格、基金经理资格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第四条 基金从业人员申请基金从业资格、基金经理资格的，应当由拟聘用单位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材料。中国证监会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核，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核准其基金从业资格和基金经理资格，发给其资格证书。
申请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中国证监会除对其申请材料进行书面审核外，还可以对申请人进行考察、面谈。
第五条 中国证监会向社会公布取得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的基金从业人员名单。
第二章 基金从业资格
第六条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部正式聘用的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第七条 基金从业人员申请基金从业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除外；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熟悉有关证券、金融法律、法规；
（四）品行良好，诚实信用，忠于职守，保守机密；
（五）具有大学财经、法律等证券相关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具有其他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并有从事二年以上证券业务或三年以上其他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具备证券、金融、法律等专业知识；
（六）通过中国证监会或其授权的机构组织的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基金从业资格：
（一）受过刑事处罚或重大行政处罚的；
（二）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或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对以上结果负有个人责任的；
（三）个人所负债务到期尚未清偿，且数额较大的；
（四）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的；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适合从事基金业务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基金从业人员申请基金从业资格，应当由拟聘任单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下列材料：
（一）中国证监会统一印制的申请表；
（二）学历、学位证明复印>；
（三）身份证复印>；
（四）基金从业资格考试证明复印>；
（五）拟聘任单位对申请人的推荐意见；
（六）中国证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三章 基金经理资格
第十条 拟任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的基金从业人员，除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外，还应当取得基金经理资格。
第十一条 申请基金经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二）有从事三年以上基金业务或五年以上证券业务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证券分析、证券投资经验和良好的工作业绩；
（三）通过中国证监会或其授权的机构组织的基金经理资格考试；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基金从业人员申请基金经理资格的，拟聘任单位除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九条（一）、（二）、（三）项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材料外，还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复印>；
（二）基金经理资格考试证明复印>；
（三）中国证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四章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第十三条 基金从业人员拟任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由其拟聘任单位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材料，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符合条件的，方可任职。
第十四条 基金从业人员申请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基金从业资格；或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从事证券工作经历；
（二）有丰富的专业管理知识和经验，较强的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能力以及良好的管理工作业绩；
（三）拟任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具有从事三年以上基金业务或五年以上证券、金融业务工作经历；
拟任基金托管部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具有三年以上银行工作经历；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应当按照本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第九条（一）、（二）、（三）项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复印>或从事基金业务、证券业务工作经历的证明；
（二）拟聘任单位推荐申请人员任职的意见；
（三）中国证监会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五章 日常管理
第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部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的资格进行年检，对基金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第十七条 基金从业人员的基金从业资格、基金经理资格不因本人辞职、改变受聘单位等行为而失效；但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基金经理资格的人员连续十八个月未从事基金业务活动的，其资格自动失效。重新从事基金业务，应当按本规定要求的程序重新申请相关资格。
第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需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事先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并推荐新的人选；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任职资格的人员，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不得委任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
第十九条 基金从业人员应遵守国家有关规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不得从事以下活动：
（一）越权或违规经营；
（二）违反基金契约或托管协议；
（三）故意损害基金持有人或其他基金相关机构的合法利益；
（四）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资料中弄虚作假；
（五）拒绝、干扰、阻挠或严重影响中国证监会依法监管；
（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七）泄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
（八）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禁止的行为。
第二十条 基金从业人员不得在其他经营性机构兼职，不得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其他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在非经营性机构兼职的，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其他从业人员在非经营性机构兼职的，应当报聘任单位备案。
第二十一条 基金从业人员改变聘用单位，自其离开受聘单位之日起的三个月内，不得在新聘用单位从事基金投资业务。
第二十二条 基金从业人员离开原聘单位后，不得泄露原聘单位的未公开信息，不得为他人或自己侵占原聘单位的商业机会；高级管理人员和基金经理在离开原单位三个月内不得为自己或他人买卖原单位所管理、托管的基金仍持有的股票。
第二十三条 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离任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其进行离任审计，审计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时，聘任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离任检查，检查结果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托管部的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时，基金托管人应当对其进行离任检查，检查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六章 罚则
第二十四条 取得基金从业人员资格的基金从业人员，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外，中国证监会可依照本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罚：
（一）警告；
（二）暂停基金从业人员相关资格6个月至12个月；
（三）取消基金从业人员相关资格，自取消其基金从业人员相关资格之日起3年内不予受理其基金从业人员相关资格的申请；
（四）取消基金从业人员相关资格，并永久性不予受理其基金从业人员相关资格的申请。
第二十五条 基金从业人员有本规定第八条所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取消其基金从业人员相关资格。
第二十六条 基金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因涉嫌违法、违规受到有关行政部门或者司法机关调查或审讯的，在调查和审讯期间，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部的正常运作，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中国证监会也可根据情况暂停其基金
从业人员相关资格。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参照本规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的任职应当经过中国证监会审核。
基金管理公司督察员的任免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托管部的总经理助理、部门经理及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的任免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