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2008年9月,甲公司为乙公司等被保险人签发了保险单,在承保内容中明确“偷盗、提货不全、提货不着”属承保风险,但“被保险人或操作人员的故意行为”属免责风险。
2008年9月至10月,乙公司在承运案外人丙公司货物时因乙公司工作人员偷盗,货物多次发生短缺。同年10月29日,乙公司向甲公司发出出险通知书,请求其启动理赔程序,甲公司认为乙公司所受损失系因该公司员工职务侵占所致,属于双方约定的“被保险人或操作人员的故意行为”免赔的范围,拒绝理赔。
2008年11月,乙公司向丙公司作出赔偿。2009年3月,乙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赔偿保险事故损失二十二万余元。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一、系争保险单中免责条款是否属格式条款；二、免责风险“被保险人或操作人员的故意行为”应作何解释?
法院判决
一审判决:甲公司支付乙公司保险金人民币二十万余元。
二审判决:驳回甲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判决: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乙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案分析
一、关于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的判断。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合同的基本条款及投保单和保险单的主要文字均由保险人事先拟制。但无法据此认定,保险合同内的所有条款都是格式条款。一般来说,格式条款是指合同一方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且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定型化合同条款。格式条款具有以下特征:文本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提供；内容具有不可协商性；条款提供人在订约时处于优势地位；条款具有重复使用性。
本案中,系争免责条款出现于甲公司出具的保险单中,乙公司在该保单上加盖了公章,在明细表中“国内货物承运人责任综合保险+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综合协议”的“同意方案”前打钩,且在庭审中表示“这只是双方在进行保险合同商洽的往来过程”,表明其协商后认可了该综合保险协议的条款。而且,甲公司备案标准合同的免责条款为“被保险人、投保人、索赔人、分包承运人及其代理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系争免责条款则表述为“被保险人或操作人员的故意行为”,两者所涉及的行为主体与过错责任性质均不同,这进一步说明系争免责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并非格式条款。
二、关于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据此,保险合同解释的一般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整体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目的解释等。
文义解释是指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用语的文义及其唯一、特定或者通常使用方式,以阐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整体解释是指应把保险合同的所有条款看作相互衔接、逻辑严密的统一整体,从合同的全部内容及条款间的总体联系来理解合同含义；习惯解释是按照交易习惯和惯例确定合同含义；诚信解释要求以客观理性的第三人立场,合理确定合同含义；目的解释要求以合同双方对于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合同进行解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人存在利用拟制保险条款之便损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利益的可能性。故对保险合同作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不利解释规则”被立法接受。
我国有关“不利解释规则”的规定,最早见于1995年保险法第31条:“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但是该条款对“不利解释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和范围未作限制,导致了实践中对保险条款的解释规则理解的偏颇——只要双方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一律作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
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对此作出了修正。该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意味着裁判机关仅可对双方当事人存有争议的保险格式条款,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系争免责条款进行了磋商,并作出了与标准条款不同的修改,故该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不利解释规则”无适用余地,只能按照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方法进行解释。即系争免责条款应根据条款本身的文义,结合上下文、保险交易管理规则、诚信原则以及合同目的等作出解释。由此,系争免责条款“被保险人或操作人员的故意行为”应解释为“被保险人的一切故意行为或操作人员的一切故意行为”,而不应限缩为“被保险人或操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依照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所从事的故意行为”。而且,如果采后一种限缩解释,被保险人将无需为其选任工作人员的失误承担责任,这不仅无法激励被保险人积极改进企业内部管理,甚至可能产生道德风险,有违保险法的目的与宗旨。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冯群英与覃国义、覃国伦房屋继承纠纷申诉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冯群英与覃国义、覃国伦房屋继承纠纷申诉案的复函
1983年8月25日 〔82〕民他字第28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庭：
关于冯群英与覃国义、覃国伦房屋继承纠纷申诉一案，我们同意你院第一种意见。即：根据冯群英与养祖母、养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她应继承遗产的大部分。小部分由周玉梅继承。周已死，由其子女继承。周的子女如为周的遗产继承发生纠纷，可另案处理。以上意见，供你院处理该案时参考。
附：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请示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审理的冯群英与覃国义、覃国伦房屋继承纠纷申诉一案我们在处理上意见不一致，为慎重起见，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 情
讼争之房屋座落于柳州市鱼峰路126号，是冯华的祖遗财产，原系简陋的旧木板平房，后经冯华母亲、冯华及冯之前妻潘秀珍数次修建成砖、木结构的瓦面楼房，楼上自住，楼下出租。
冯华和潘秀珍无子女，于解放前和解放后相继接冯群英、冯凤英作养女。1959年潘秀珍病故。同年冯华被劳动教养。从此冯群英、冯凤英与冯华母亲相依维生，同时还在物资上接济冯华，精神上给冯华安慰。1960年下半年冯母病故，由冯群英、冯凤英姐妹及其冯家亲属埋葬。1961年冬冯群英出嫁并参加工作，嫁后仍与冯来往，1962年冯华获解除劳动教养并在街道就业。不久，将房屋再次修理。1973年秋，冯华与周玉梅结婚。1974年7月，冯凤英亦病亡。冯、周婚后，因周凶恶和对冯群英姐妹不好，冯劝冯群英少回，冯群英对周也不■意，因此，冯群英就很少回冯家了。
周玉梅与冯华结婚是她的第三次再婚。她第一个丈夫覃天喜，是柳江县福塘公社人，婚生有覃杰朝、覃杰捐、覃国义、覃国伦等四个儿子。1959年覃天喜患精神分裂症上吊自杀而死。1960年周玉梅带着覃杰朝、覃国义、覃国伦等三个小孩与柳州市郊区雅儒大队曾新贵再婚。不久，覃杰朝从工作岗位上下放回柳江县福塘生父家务农。覃国义、覃国伦则继续留下随母亲和继父曾新贵生活。曾、周婚生女孩曾巧玲。1964年，周玉梅和曾新贵离婚，周玉梅带着前夫小孩覃国义、覃国伦独立生活。曾巧玲也跟随生活过。1970年，覃国伦被招收到南宁手扶拖拉机厂当工人。1971年，覃国义被招收到柳州市活塞环厂当工人。1973年，周玉梅与冯华结婚，家庭成员除夫妻外，尚有冯华原接养的冯凤英。周、冯婚后，覃国义以母子关系常从工厂到冯家和其母亲周玉梅及冯华、冯华养女冯凤英生活。1974年冯凤英病死、覃国义即将自己的户口、粮食关系从工厂转到冯家，并在冯家住、食，对冯华购买的单车也拿来使用。1976年4月，冯华患最后一次病，冯华养女冯群英，冯华妹妹梁家凤以及覃国义对冯华均曾照看护理，冯华死后，后事主要由周玉梅、冯群英、梁家凤及冯华所在组织决意，料理，埋葬费是死者本身的遗款、遗物单车、收音机的变卖款及死者原所在工厂的补助金。冯华欠覃国义之款，经冯群英、周玉梅、梁家凤等人举行的家庭会议决定将冯遗物收音机归覃国义所有以抵偿。覃国义对冯华此次病也参与了照顾，对冯华后事也有所参与，埋葬冯后因国家征用冯的坟地，覃国义还曾将冯华的尸骨迁他处另葬。周玉梅、冯群英、梁家凤等议定，冯华的房屋遗产除由周玉梅居住外，其余出租，以租金维持周玉梅生活。故冯华养女冯群英当时未提出继承主张。
1979年5月，覃国伦从南宁手扶拖拉机厂调往柳州市工作，他将户口直接转到生母周玉梅家，从此母子三人共同生活。1979年7月1日，周玉梅摔跤致死，覃国义兄弟把母亲尸体运回其原籍即其生父家乡坟地埋葬。
周玉梅死后，冯群英诉到法院，要求继承其养父冯华的遗产房屋。覃国义、覃国伦认为冯群英无理，以该房遗产是冯华、周玉梅夫妻共同财产，冯死后，冯的房屋遗产已为周继承，同时，冯生前，已与他俩形成当然的继父子关系，他们也有权继承冯的房屋遗产，因而发生纠纷，诉至柳州市鱼峰区法院，鱼峰区法院于1980年11月第一审判决覃国义兄弟理由不能成立，无继承权。冯华与周玉梅的遗产房屋归冯群英继承。覃国义兄弟不服上诉。第二审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第一、二审判决的理由是：周玉梅在改嫁冯华之前，周的两个儿子覃国义、覃国伦均已成年，参加了工作独立生活，非随母改嫁到冯华家。该兄弟俩在冯华家与冯华及其母亲共同生活，是姻亲寄居关系。覃氏兄弟从未承认过冯华是他们的继父，在工厂中所填履历表家庭成员栏也未填冯华是继父。而讼争之遗产房屋，是冯华祖遗，后又经冯华、冯华前妻，冯华母亲改建的房屋，并非冯华、周玉梅夫妻共同生活时所建，在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历史事实。故周玉梅前夫子女无权继承冯华的祖遗财产。
二、我们的意见
我们大多数人意见是周玉梅与冯华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冯华先周玉梅而死，周玉梅和冯华养女冯群英是冯华遗产的同一顺序的继承人。那么，周玉梅死后，她继承所得的一份财产，当然可以由其亲生儿子，近年又尽过义务的覃国义、覃国伦依法继承。对周这份遗产，作为养女冯群英因相互少来往，可不继承。覃国义、覃国伦与冯华不是继父子关系，虽是姻亲关系，生活上有过互相照顾，覃氏兄弟还参与过后事，但不能因此主张有继承权和财产所有权。鉴于该号房屋是冯华祖遗。冯华与其生母，前妻潘秀珍共同维修改建现状。1959年冯华被劳动教养后，1960年上半年其妻潘秀珍病故后，冯群英尽过埋葬义务，此后冯群英与冯母相依为生。1960年下半年冯母病死，冯群英又尽了埋葬义务，在养祖母、养母死后，作为养孙女和养女的冯群英就已开始继承其养祖母、养母潘秀珍的一份遗产房屋，至冯华死后，养女冯群英又和周玉梅继承养父冯华的一份遗产房屋。因此，即使冯群英不再继承周玉梅份额的房屋遗产，其应继承的份额也应比覃国义、覃国伦多，方显合理，即冯群英应占五分之三或四分之三，覃国义，兄弟只占五分之二或四分之一。
以上意见与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及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一致，哪一方较为正确、合法？另外一个意见是少数人的意见，认为：覃氏兄弟是以血缘关系主张继承的，他们所能继承的是周玉梅的分额，那么，同血缘的还有原籍的两个兄弟。在雅儒还有曾巧玲。他们虽还未主张继承，但应承认他们有继承权、或者说，覃氏兄弟原籍产业未有分家。尚有房屋财产继承权，曾巧玲在雅儒也另有房产可继承，是否他们都不应争继承周玉梅之遗产了？本案应如何处理较为妥当？请复示。
1982年8月26日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杭州市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的决定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杭州市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的决定
（2010年6月30日杭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杭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废止《杭州市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1994年6月2日杭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4年10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8月15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7年9月1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等两件地方性法规个别条款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1年11月26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2001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3年8月21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2003年11月6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的《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杭州市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个别条款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