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世扬 武汉大学法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人格权属性问题存在分歧之根源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法律构造。人格权之产生，是因为内在于自身的利益(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可以成为受私法保护的权利客体，但并不意味着人格权可以或必然成为支配权的客体。“人格标识商品化权”虽然成立于一定的人格要素(人格标识)之上，但从其内容构造、制度功能等方面考察，已非人格权范畴所能涵盖，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


在人格权基础理论中，人格权的非财产性、绝对性、专属性为我国学界所共认。在国内一些有关人格权的著述中，支配性也被认为是人格权的重要属性。[1]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法律设置人格权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赋予自然人对其人格利益进行支配利用的权利，而在于保障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基本要素(生命、健康、名誉等)不受非法侵害;[2]或认为人格权的特点在于其绝对性，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生命、尊严等无支配权。[3]还有学者从事实支配与法律支配的区分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分析。[4]鉴于人格权是否为支配权的问题既关系到对人格权本质的认识，也关涉到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权能构造尤其是对“人格标识商品化”现象的法律定位，故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人格权“支配”属性的理论成因

尽管独立的人格权制度直至20世纪才得以在民法典中出现(1960年《埃塞俄比亚民法典》)，[5]但现代人格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却可追溯至19世纪的德国法学，[6]相关学术文献可谓卷峡浩繁。不过笔者从中并未发现有关肯认人格权“支配”属性的论述，而否认人格权为“支配权”者却不乏其人。如拉伦茨认为，人格权实质是一种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并非一种支配权。[7]福尔克尔·博伊廷认为，人不能在自己身上设立支配权，不可像利用财产一样利用人格，此为《德国民法典》第253条所禁止，因为它践踏了人的尊严。[8]笔者认为，中外学者间的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人格权”的特殊法律构造。

德国民法对人格权的确认是法律实证主义的表现。[9]德国学者在塑造人格权这一权利类型时，一开始就遇到一个法律逻辑上的难题，即人格利益的特殊性质与民法上的权利客体之间的兼容性。其解决方式是扩大传统民法概念中财产范畴的内涵，无论是外在于主体，还是内在地与主体相结合，只要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财产，并且需要法律的外在保护。所以，人格利益可以采用赋予权利来进行保护的形式，人格利益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10]

对此问题，我国学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如有学者认为，哲学上的“主体一客体”与法律上的“主体一客体”是两种不同的思考维度。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只要某项利益处于法律加以调整和保护的范围之中，就有承认其为权利的可能与必要，而不论该利益所附着的客体是在人之外，还是在人之内:承认人格为权利，不会造成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权利客体的混乱。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格，此人乃“民法上的人”，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而作为权利客体的人格，专指自然人的伦理构成要素、[11]另有学者指出，人格权概念确立的前提是人的伦理价值的外在化，即将人的伦理价值由“我之所是”改变为“我之所有”，在法律观念上从人之本体的保护转向权利保护。[12]

人格权之所以能够成为私法权利，是因为内在于自身的利益(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可以成为受私法保护的权利客体。然而，对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的私法保护是否意味着人格权在内容构造上具有支配权属性?对此德国学者多予以否定，而我国学者则多将支配性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属性，甚至将人的伦理价值的外在化作为人对自身伦理价值因素享有支配的权利、法律赋予人的伦理价值以交易可能的前提。[13]我国学者之所以主张人格权具有支配权属性，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权利尤其是所有权构造的路径依赖。如上文所述，人格权作为实证法上的权利，是通过证成其客体而获得认可的。德国学者通过扩大传统民法中财产范畴的内涵解决了人格权的构造问题，认为人格权所保护的物就是人本身的生存。[14]我国学者也对人格权的客体提出了种种见解，如人格利益、人的伦理价值、人格等。在此基础上，若按照传统民法权利理论对人格权所作的归类分析，便不难得出人格权属于支配权的逻辑推论。其一，根据权利的内容或作用形式，私权一般可以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人格权显然不具有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之属性，而与支配权的特性则有所契合，因为支配权“赋予权利人对特定标的绝对和直接的支配力”;[15]其二，人格权的客体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或“物”，而财产或物是可支配的，物权即为支配权。故有日本学者指出:“属于人的权利中，除了有对外界事物的支配权之外，还有对于自身的支配权的想法，早在远古就有了。多内鲁斯说，属于我们的东西，有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和我们负有义务的东西。”[16]及至近代，德国学者终于在“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上创设了人格权概念，正好契合了“对于自身的支配权”的早期想法。

二是具体人格权的模式效应。对人格的私法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即多元模式和一元模式。多元模式是民法传统分析框架下的产物，认为人格权针对的不是一个人的自身身体，而是针对一系列典型的、个别性的、具体的人格利益。它要求建构一系列的、以特定人格利益为保护对象的人格权。这样的保护对象包括姓名、肖像、名誉等，由此构成了各种具体人格权。一元模式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它仍然借用传统的民事权利的制度构造，认为人格权不是一组以典型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而是一个统一的、普遍的权利类型，它被称为一般人格权，它的客体所指向的是无所不包的人格的整体。那些个别的人格利益，如肖像、名誉、姓名等，只是这个整体人格中的一个方面，人格利益的所有方面在这样一个权利范畴中得到完整的、全面的保护。[17]不难看出，在一元模式下，若将一般人格权所指向的人格整体定性为支配权，此种支配仅具有抽象意义，并无实证法上的实益;而在多元模式下，各种具体人格权所指向的是各种典型的人格利益，在这些典型人格利益中，有的是“传统的人的伦理价值”，如生命、健康、自由等，有的是现代社会中“扩展了的人的价值”，如肖像、名誉、隐私、知情、生活安宁及居住环境等。“比较而言，如果说传统的人的伦理价值，其作为人的不可或缺的属性，可以被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这些‘扩展了的人的价值’，事实上已经与人的本体渐行渐远了。”[18]正是这些“与人的本体渐行渐远”的人格利益，为某些人格权的支配性提供了可能。

三是人格标识商品化现象的“启示”。在当代社会，自然人尤其是公众人物的姓名、肖像、艺术形象等人格标识的商业化利用现象已屡见不鲜，由此在西方国家产生了被称为公开权、形象权或商品化权的新型民事权利。我国一些学者将此现象称为人格权的商品化、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以及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并将其纳入人格权范畴。[19]在这些学者看来，所谓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就是民事主体对自己的姓名、肖像、声音、形体等人格标识进行支配、利用的权利，人格权的支配性由此得到充分体现。

但笔者认为，内在于自身的利益(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可以作为权利客体固可证成人格权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或必然成为支配权的客体，谓人格权为支配权也非确当。

二、人格权作为支配权的理论误识

支配权，乃“直接对于权利之标的，得为法律所许范围内之行为之权利也”。[20]按照被赋予私法主体的权利的内容对支配权、请求权与形成权进行区分，是长久以来最重要的私权分类。支配权赋予权利人对特定标的以绝对和直接的支配力。[21]“许多权利的首要功能，在于支配某种客体或某种其他的、无体的财产，如所有权旨在支配某物，专利权旨在支配某项发明。在这些情形，权利人可以长久地或暂时地使用其支配的财产，同时，其他人被排除在使用权之外，以确保第三人无法对权利人的支配可能性造成损害。”[22]在德国民法著述中，支配权的例证包括对物的支配权、对权利的支配权和对智力成果的支配权，人格权被明确地排除在支配权范畴之外。[23]而我国学者在论及支配权时多将人格权作为例证之一。[24]笔者认为人格权是否为支配权，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一是私法创设人格权的宗旨，二是权利主体对其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实现支配权的可能性。

首先，人格权的根本价值在于人的尊严或人格的不可侵犯性，其目的在于对人格利益的保护而非支配。传统的私权理论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对于特定财产的支配是财产权的应有之义，物权、知识产权即为典型的支配权，权利人的意思或利益正是通过支配得以实现;而人格权的创设，乃是将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拟制为权利客体的结果。这种拟制的目的，仅在于揭示此类权利的保护对象或成立基础。人格权的创设，旨在人格利益或人的伦理价值保护，从而维护“人之为人”之尊严，而非授予权利人“为法律所许范围内之行为”之权利。因此，有学者指出，人格权应以“受尊重权”的方式得到确认。[25]

其次，人格权支配权说缺乏一般化论证。欲使人格权为支配权的命题成立，须证明各种具体人格权均具有支配权属性，从而形成一般化结论。而考诸以下各种典型具体人格权，则不难发现支配并非各种人格权的共有权能。(1)生命权。个人对于生命的“支配”，从终极意义上说即自杀。对此，法律固然不可能强加禁止，但也不能将其承认为实证法上的权利，否则即与人类尊重生命的基本伦理相悖。因此，自杀不是一个能够通过法律加以规制的行为，若谓有“自杀权”更是离经叛道。至于安乐死，即使如少数国家那样承认其为合法，也只能表明仅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以不作为方式终止他人生命的行为得免负法律责任，并不能反证出法律承认个人对其生命的支配权。(2)健康权、身体权。与生命一样，个人对其健康确实存在“事实支配”的可能，如自残、自染疾病、吸毒等，但这并非一般人伦所许可，故与自杀一样，实证法不能确认此种支配为权利(否则强制戒毒即为侵权)，法律上的处分更无从谈起。身体权也是如此。(3)名誉权。名誉是权利人因其综合表现而获得的一般社会评价，名誉权即此种社会评价不因他人诽谤等而受非法贬损的权利。在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主张权利和寻求法律救济，也可听之任之，不予主张。但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个人的名誉或名誉利益都不可能成为支配的对象，而只是一种不受侵害的人格利益。(4)隐私权。隐私权的客体包括自然人的隐私信息和私密生活(空间)，其内容即该等信息和生活(空间)不受非法揭示或侵扰，因此也是一种防御权。个人对其隐私信息或私密空间既可主张隐私权，也可不主张权利，甚至为获得经济利益而许可他人公开或介人，此点似乎意味着隐私权具有支配性。其实，在此情形下并非权利人行使隐私权，因为私人信息和个人生活一旦自愿公开，即已不属于隐私了，何来隐私权?(5)姓名权、肖像权。与上述人格权有所不同的是，姓名权、肖像权的利益载体乃作为自然人的人格标识的姓名和肖像，权利人对其固然享有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同时又可依法许可他人无偿或有偿地使用其姓名或制作、使用其肖像。正是基于此点，一些学者认为姓名权、肖像权不仅是一种防御权，而且具有支配权能，有的学者甚至直接将姓名权定义为“对自己为区别于他人而拥有的姓名进行支配的权利”;[26]在法国法上，姓名权也曾被认为是一种所有权。[27]但从逻辑上说，仅基于权利人有权支配其姓名、肖像，并不能得出姓名权、肖像权本质上为支配权的结论，更不能得出人格权为支配权的一般论断。一些肯认人格权为支配权的学者也意识到“自然人得直接支配并处分自己的姓名、肖像，至为明显。但能否自由处分自由、生命，则不无疑问”。[28]“对于人格权中的姓名权、肖像权，其支配性尚可理解，但对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与自然人身体有关的人格权，以及名誉权、隐私权等社会评价性或纯粹精神性的人格权的支配性质，却很难令人信服。”[29]因此，将人格权一概纳人支配权范畴，实在难谓确当。对此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早有学者指出:“将吾人自然享有之生命、身体、自由与法律保护之生命、身体、自由相混同，将自然的能力与法律上之力相混同，实属错误。生命权、身体权、自由权等人格权，非直接支配自己之生命、身体、自由之全部或一部分之权利，此等权利之内容，在不被他人侵害而享受生命、身体之安全、活动之自由。”[30]诚哉斯言。

三、“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之实质

姓名权、肖像权被称为“标表型人格权”，权利人对其“标表符号”(姓名、肖像)享有设定与变更权、专用权。[31]这种排他使用的效力，使姓名权、肖像权具有某种物权意义上的支配属性，当代社会层出不穷的人格标识商品化现象则使这种支配属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因此，姓名权、肖像权的支配权性质似乎至为明显。然而笔者认为，作为人格权的姓名权、肖像权本质上仍是一种受尊重权，[32]对姓名、肖像的支配乃至人格标识商品化，与其说体现的是姓名权、肖像权的人格权属性，不如说体现了其非人格权特性。

一是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标表符号”或人格标识，既有“人”的属性，又有“物”的属性。在具体人格权模式下，人格权的客体表现为各种具体的人格要素，如生命、健康、自由、名誉、隐私、姓名、肖像等，这些人格要素体现的是自然人的不同人格利益，在具体功能上并不完全相同。有的人格要素是基础性或内在性的，对于自然人人格的维护具有决定性意义，如生命、自由与名誉等是不能成为支配权客体的。而姓名、肖像等符号型(或[33]“标表型”)人格要素则有所不同。一方面，姓名、肖像作为自然人的人格符号，与人格独立、人格尊严息息相关，故姓名权、肖像权被视为自然人的固有权利，姓名和肖像的自主设定和排他使用体现了人的尊严。但与前述生命、自由、名誉等人格要素相比，作为人格符号的姓名、肖像又具有自身特点:(1)外在性。姓名作为自然人的个体代号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所赋，姓名的放弃和依法变更甚至有无并不影响人格的独立完整，因此姓名在观念上多被视为外在性人格要素之一，这可能是许多国家于其他人格权之外而加以单独规定的理由。[34]肖像也具有外在性，与人格独立、尊严虽有关联，但非根本的、内在的决定因素。(2)可支配性。姓名、肖像可以成为支配对象，对姓名的支配表现为自主决定、专享使用、依法变更及许可他人以非姓名方式使用，对肖像的支配则表现为禁止或许可他人制作或使用本人肖像。(3)可商业利用性。一方面，在信息化和“眼球经济”时代，某些自然人尤其是公众人物的姓名或肖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从而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姓名、肖像的外在J性和可支配性使其可以成为商业利用的对象，权利人自主授权他人利用不但不会损及其人格，反而可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姓名、肖像等自然人人格符号的上述特性，使其除具备与其他人格要素相同的精神价值外，在特定条件下还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成为权利人拥有的一项特殊的财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说，姓名权、肖像权确实可称为支配权。

二是“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并非人格权的固有内容，而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商品化权通常亦称形象权。所谓形象包括真人的形象、虚构人的形象、创作出的人和动物形象、人体形象等。人格标识商品化即人格标识的商业化利用，是商品化权的一种表现形态，即通过许可他人将自己的某项人格标识如姓名、肖像等与某项商品或服务相联系，实现其经济价值。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即人格标识商业化利用之权利，究竟属于人格权还是财产权，对此，国内民法学者多持人格权说。[35]笔者则认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虽然成立于一定的人格要素之上，但从其内容构造、制度功能等方面考察，其作为商品化权的一种具体形态，已非人格权范畴所能涵盖，与其说是一种人格权，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

第一，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不是人格权的一项权能或组成部分，而是商品化权的一种形态。关于对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是否意味着一项新权利的创设，学者间观点不一。有日本学者认为，商品化权不是独立的权利，而应该是姓名权或肖像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进一步讲，可以说是人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36]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人格权的商品化并非产生一种特殊的权利，其只能被理解为某些人格权的权能特别是利用权能发生扩张，而不是生成了其他的独立权利，更不能说在人格权之外还存在另一项并立的商品化权。[37]另有学者认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是与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相并列的一种权利，[38]还有学者认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是一种特殊的人格权。[39]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即人格标识商品化权是独立于既有人格权的一项民事权利。首先，某项法益是否成为权利并非天然正当或不正当，而是法政策的必要性和法技术的可能性的结合，商品化权原本并不存在，现今却为各国法律及国际公约所普遍确认，正是由于原有权利(人格权或知识产权)体系不能为此项利益提供充分保护，而其构造(主体、客体及内容)又是清晰的，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也是如此。其次，基于同一人格要素可以同时存在不同的权利并实现不同的功能。于肖像、姓名等人格要素之上可以在存在肖像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同时存在商品化权。具体人格权的功能重在维护人格独立及人的自由发展的精神利益，同时也保障人格利益中的财产性利益。而商品化权是允许他人使用、开发自己的人格利益并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主要功能是保障、促进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利用，既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又使民事主体从中获益。[40]

第二，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属于财产权范畴。应当承认，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与某些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在客体方面存在“叠合”，在价值功能上也具有互补性，故无论主张其为人格权的一项特殊权能还是一项特殊的人格权，均不无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就其基本属性而言，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与其他形态的商品化权一样，[41]均属财产权范畴。首先，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客体即姓名、肖像等人格符号，不仅承载着主体的精神利益，关涉人格独立与尊严，而且由于其外在性、可支配性和可商业利用性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承载着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成为一种实在的、特殊的“物”，而不同于一些学者为了说明人格权客体而拟制的“人格财产”即人自身的精神要素。其次，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内容为对人格符号(标识)的商业化利用。权利人既可以是自己将各种人格标识使用于商业领域之中，依靠人格特质对公众的吸引力而在商业经营中直接获取利益，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将人格标识用于相关商品和商业活动中，从而收取转让费或许可费。此外，权利人还享有排除他人擅自将自己的各类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权利。[42]换言之，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重心是商业化利用，彰显的是经济利益，强调的是积极支配。此点与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显为不同，后者系以人格保全为重心，彰显的是精神利益，强调的是消极保护。最后，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可以转让、继承。美国法院认为，公开权可整体有效转让，即不附带其他任何东西的转移，甚至认为，“这种权利的存在理由是其可转移性，没有这一特性，这一权利不产生纽约立法规定以外的任何东西。”[43]关于公开权的可继承性，美国相关司法判例主张不一，但即使是反对者也主张此类权利应像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那样在权利人死后的一定期限内由其继承人行使和保护。[44]可见，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实质上是一种以特定人格标识为客体、以对该客体的商业化利用为内容的特殊财产权，与虚构角色的商品化权具有同质性，均属无形财产权范畴。[45]




注释:
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第199号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已于2010年11月15经海关总署署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2003年12月30日海关总署令第108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规定》同时废止。

署　长 盛光祖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正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促进我国与东盟成员国的经贸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协议》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管理。

　　第三条　 从东盟成员国直接运输进口的货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原产国为东盟成员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以下简称《税则》）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一）完全在一个东盟成员国获得或者生产的；

　　（二）在东盟成员国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但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以及第八条规定的。

　　第四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一）项所述“完全在一个东盟成员国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是指：

　　（一）在该东盟成员国收获、采摘或者收集的植物和植物产品；

　　（二）在该东盟成员国出生并饲养的活动物；

　　（三）在该东盟成员国从上述第（二）项活动物中获得的产品；

　　（四）在该东盟成员国狩猎、诱捕、捕捞、水生养殖、采集或者捕获所得的产品；

　　（五）在该东盟成员国领土、领水、海床或者海床底土开采或者提取的除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产品以外的矿物质或者其他天然生成的物质；

　　（六）在该东盟成员国领水以外的水域、海床或者海床底土获得的产品，只要按照国际法规定该国有权开发上述水域、海床及海床底土；

　　（七）在该东盟成员国注册或者悬挂该成员国国旗的船只在公海捕捞获得的鱼类及其他海产品；

　　（八）在该东盟成员国注册或者悬挂该成员国国旗的加工船上加工、制造上述第（七）项产品获得的产品；

　　（九）在该东盟成员国收集的既不能用于原用途，也不能恢复或者修理，仅适于废弃或者原材料回收，或者仅适于再生用途的废旧物品；

　　（十）在该东盟成员国完全采用上述第（一）项至第（九）项产品获得或者生产的产品。

　　第五条　 在东盟成员国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非原产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材料、零件或者产品的总价格不超过该货物船上交货价格（FOB）的60％，并且最后生产工序在东盟成员国境内完成的，应当视为原产于东盟成员国境内。

第六条　 在东盟成员国非完全获得或者生产的货物，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产于任一东盟成员国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分不低于该货物船上交货价格（FOB）40%的，应当视为原产于东盟成员国境内。

本条第一款中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分应当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100%－
非中国—东盟自贸区材料价格＋不明原产地材料价格
×100％
≥40%

货物的船上交货价格（FOB）



　　其中，非中国—东盟自贸区材料价格，是指非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材料的进口成本、运至目的港口或者地点的运费和保险费（CIF）；不明原产地材料价格是指在生产或者加工货物的该成员国境内最早可以确定的为不明原产地材料所支付的价格。

　　第七条　 除另有规定外，原产于中国的货物或者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东盟成员国原产货物在其他东盟成员国境内被用作制造、加工其他制成品，最终制成品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分累积值不低于40％的，该货物应当视为原产于制造或者加工该最终制成品的东盟成员国境内。

　　第八条　 在东盟成员国制造、加工的产品符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规定的，应当视为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制造、加工该产品的东盟成员国为其原产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项下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是本办法的组成部分，由海关总署另行公告。

　　第九条　 下列微小加工或者处理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一）为确保货物在运输或者贮存期间保持良好状态而进行的加工或者处理；

　　（二）为便于货物装运而进行的加工或者处理；

　　（三）为货物销售而进行的包装、展示等加工或者处理。

　　第十条　 与货物一起申报进出口的包装、包装材料、容器以及附件、备件、工具、介绍说明性材料，在《税则》中与该货物一并归类的，其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第十一条 除另有规定外，下列材料或者物品的原产地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确定：

（一）在货物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动力及燃料、厂房及设备、机器及工具；

（二）未物化在货物内的材料；

（三）未构成货物组成部分的材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三条所称“直接运输”是指《协议》项下的进口货物从东盟成员国直接运输至我国境内，途中没有经过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以下简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不论在运输中是否转换运输工具或者作临时储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视为“直接运输”：

（一）该货物经过这些国家或者地区仅是由于地理原因或者运输需要；

（二）未进入这些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贸易或者消费；

（三）该货物经过这些国家或者地区时，未做除装卸或者为使货物保持良好状态所必需处理以外的其他处理。

第十三条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申明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并同时提交下列单证：

（一）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签发的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有效流动证明正本（见附件1）。

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免于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的情况除外。

（二）货物的商业发票正本、装箱单及其相关运输单证。

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境内的，应当提交在出口国境内签发的联运提单、货物的商业发票正本以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海关出具的证明文件，或者其他证明货物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文件。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提交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签发的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或者有效流动证明正本，也未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东盟成员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的，其申报进口的货物不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海关应当依法按照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或者其他税率计征关税及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并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行海关统计。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货物放行后向海关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的，已征税款不予调整。

本条规定的商业发票正本是否在东盟成员国境内签发，不影响货物原产地的确定，但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将第三方发票复印件随同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一并提交申报地海关。

第十四条 原产地申报为东盟成员国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申报进口时未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的，应当在办结海关手续前就该进口货物是否具备东盟成员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见附件2）。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就进口货物具备东盟成员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的，海关可以根据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的申请，收取相当于应缴税款的等值保证金后放行货物，并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行海关统计。

第十五条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自收取保证金之日起3个月内，向海关申请退还保证金：

（一）进口时已就进口货物具备东盟成员国原产资格向海关进行补充申报，申明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二）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或者有效流动证明正本以及海关要求提供的与货物进口相关的其他文件。

自收取保证金之日起3个月内或者经海关批准延长的期限内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提出退还保证金申请的，海关应当立即办理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续，海关统计数据同时作相应修改。

第十六条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进口货物，每批船上交货价格（FOB）不超过200美元的，免予提交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进口货物收货人应当同时按照《协议》的要求就进口货物具备原产资格进行书面声明。

为规避本办法规定，一次或者多次进口货物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进口货物不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一）进口货物的原产地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至第十二条规定的；

（二）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没有向海关提交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或者流动证明正本，也未就进口货物具备原产资格进行补充申报的；

（三）东盟成员国未将相关签证机构的名称、使用的印章样本、签证人员签名样本或者上述信息的任何变化通知中国海关的；

（四）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所用的签发印章、签证人员签名与海关备案资料不一致的；

（五）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所列内容与实际进口货物不符的；

（六）自提出原产地核查请求之日起，海关没有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收到东盟成员国相关机构的核查反馈结果，或者反馈结果未包含足以确定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真实性或者货物真实原产地信息的；

（七）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存在其他不遵守本办法有关规定行为的。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向海关提交的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签发；

（二）符合本办法附件1所列格式，以英文填制并由出口商署名和盖章；

（三）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的签证机构印章、签证人员签名与东盟成员国通知中国海关的签证机构印章、签证人员签名样本相符；

（四）所列的一项或者多项货物为同一批次的进口货物；

（五）仅有一份正本，并且具有不重复的原产地证书编号；

（六）注明确定货物具有原产资格的依据。

《协议》项下进口货物原产地证书应当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在货物装运前或者装运时签发；因不可抗力未能在货物装运前或者装运时签发的，可以在货物装运后3天内签发。

第十九条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经过我国关境运往中国—东盟自贸区其他成员国，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海关申请签发流动证明：

（一）该货物始终处于海关监管之下，除了装卸、搬运外，未作其他加工或者处理；

（二）申报该货物进入我国关境的收货人同时是申报该货物离开我国关境的发货人；

（三）申报该货物离开我国关境的发货人向海关提出书面签发申请。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申请签发流动证明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提交如下单证：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流动证明申请书；

（二）原产国签发的有效原产地证书正本；

（三）过境货物的商业发票、合同、提单等证明文件；

（四）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流动证明签发办法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并公告。

第二十条 进口货物原产证书自签发之日起1年内有效。

进口货物流动证明的有效期与其据以签发的原产地证书的有效期相同。

第二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在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签发原产地证书的，可以由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在货物装运之日起12个月内补发。

补发的原产地证书应当注明“补发”字样。

第二十二条 原产地证书被盗、遗失或者损毁，并且未经使用的，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可以要求进口货物的出口商或者制造商向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书面申请在原证书正本的有效期内签发注明“经核准的真实副本”字样的原产地证书副本。

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向海关提交后，原产地证书正本失效。

原产地证书正本已经使用的，经核准的原产地证书副本无效。

第二十三条　 海关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口货物原产地证书的真实性，相关进口货物是否原产于东盟成员国，或者是否符合本办法其他规定产生怀疑的，可以按照《协议》规定向出口该货物的东盟成员国提出后续核查请求或者到该成员国进行核查访问。

海关对《协议》项下进口货物所附流动证明的真实性、流动证明涵盖的进口货物是否原产于东盟成员国或者是否符合本办法其他规定产生怀疑时，可以按照《协议》规定向签发流动证明的东盟成员国和出口该货物的东盟成员国同时提出核查请求。

在等待核查结果期间，依照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申请，海关可以依法选择按照该货物适用的最惠国税率、普通税率或者其他税率收取相当于应缴税款的等值保证金后放行货物，并且按照规定办理进口手续，进行海关统计。核查完毕后，海关应当根据核查结果，立即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或者保证金转为进口税款手续，海关统计数据应当作相应修改。

进口货物属于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口货物，或者存在瞒骗嫌疑的，海关在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核实完毕前不得放行货物。

第二十四条　 进口货物在向海关申报之后、放行之前，目的地发生变化需要运往其他国家的，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提出书面申请。

经审查确认的，海关应当在原产地证书正本加以签注并留存证书正本，同时将证书复印件提供给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第二十五条 出口货物申报时，出口货物发货人应当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并向海关提交《协议》项下原产地证书或者流动证明的电子数据，或者原产地证书、流动证明正本的复印件。

第二十六条 《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及其包装上标有原产地标记的，其原产地标记应当与依照本办法确定的货物原产地相一致。

第二十七条　 原产于东盟成员国的货物，在其他东盟成员国或者我国境内展览并于展览期间或者展览结束后销售至我国境内，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

（一）该货物已经以送展时的状态在展览期间或者展览后立即发运至中国；

（二）该货物送展后，除用于展览会展示外，未作他用；

（三）该货物在展览期间处于展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海关监管之下。

上述展览货物申报进口时，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海关提交原产该货物的东盟成员国签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正本、展览举办国有关政府机构签发的注明展览会名称及地址的证明书，以及证明货物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文件。

第二十八条 海关对依照本办法规定获得的商业秘密依法负有保密义务。未经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同意，海关不得泄露或者用于其他用途，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或者其他违反《海关法》行为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东盟成员国，是指与中国共同签订《协议》的东盟成员国，包括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联邦、菲律宾共和国、新加坡共和国、泰王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材料，包括组成部分、零件、部件、半组装件、已实际上构成另一产品组成部分或者已用于另一产品生产过程的产品；

生产，是指获得产品的方法，包括产品的种植、开采、收获、饲养、繁殖、提取、收集、采集、捕获、捕捞、诱捕、狩猎、制造、生产、加工或者装配；

展览会，包括任何以销售外国产品为目的、展览期间货物处于海关监管之下的交易会、农业或者手工业展览会、展销会或者在商店或者商业场所举办的类似展览或者展示。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2003年12月30日海关总署令第108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1.原产地证书（格式）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2010zsgg/10s令199fj1.doc
2.原产资格申明

http://www.customs.gov.cn/Portals/0/2010zsgg/10s令199fj2.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