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林语堂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洞识道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即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几代中国人不屈不挠不断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征程。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长期艰辛的努力。就其政治法律属性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即是法治化的过程，缺乏法治化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现代化，是缺失了政治核心构件的现代化，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法治化构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另一维度，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表征。法治化、现代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又共同构筑了“中国梦”，在这个承载了太多中国人太多想法的大目标中，现代化无疑是关键性的因素。

党的十八大用“两个百年”的目标为我们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景，目标更加具体明确。现代化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中国梦”逐渐勾勒得清晰起来，现代化也因此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讨论法院现代化的问题，无疑是现实的、必要的、紧迫的，而又是意蕴长远的。法院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是司法对现代化的积极响应，是每个法院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要求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南地区五市全面推进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强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将苏南地区建成自主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集聚区、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开放合作引领区、富裕文明宜居区和法治建设先导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苏南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江苏省南京市作为苏南地区的首位城市，市委早就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工作目标。“率先”的要求表明南京地区法院有条件也有责任加快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做中国法院现代化的先行者。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于去年提出“现代化、服务型法院”的工作目标，与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规划不谋而合，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现代化对法治的呼唤，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平等、公正、公开司法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院对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回应，构建现代化法院的任务也因而显得尤为紧迫。


二、以法治思维指导现代服务型法院建设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结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院工作同样离不开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法治原则同样是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理念，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指导我们的构建。这是因为在构建服务型法院过程中有太多的可能、太多的诱惑导致我们迷失航向，违背法治原则。我们过去构建实践中的一些偏颇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偏袒一方的保驾护航、实际是服务于局部利益的服务大局、满足不当诉求的信访维稳，凡此种种，显然是对法治原则的背离，是我们在现阶段建设服务型法院必须纠偏的。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依法服务。所谓依法服务，就是要恪守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运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于法有据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职责范围内的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职能和服务保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法院只有按照法律赋予的权限，严守法律的底线，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党委、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严格依法服务的过程又是对法治原则的最好诠释，对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法院宪法地位，增强全民法治意识，都是百益无害的，本身就构成了对法治的确证。

用法治思维指导服务型法院建设还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其最基本的特性就在于司法的功能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处理、一个个纠纷的解决中得以实现和彰显的，并由此衍生出司法的被动、中立、公开等特征。因此，办好每个案件、化解好每个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司法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基本样式。这是司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是司法的规律所在，也是我们在建设服务型法院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的法理所在。法院干警要做到讲政治、服务大局，最根本的就是要审理好自己手中的案件。我们务必树立执法办案是最好服务的观念，坚持以执法办案为基本的和主要的服务方式。唯其如此，我们的服务型法院建设才守住了法律底线，才体现了司法规律和法治理念的要求，才经得起法治思维的审视。


三、进一步彰显现代法院的服务功能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已进入到以自主传播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司法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对象，司法者如何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公众关切，提升与社会的沟通能力，优化与社会和公众互动的效果也越来越成为紧迫的议题。近些年来，法院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司法便民利民方面的努力。以诉讼服务中心创设为代表的便民利民举措正逐步显示出积极效应，但诉讼难、诉讼成本高仍然是公众的普遍性感受。一方面，一些法院及少数审判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缺少对当事人应有的关切和必要的指导帮助，某些便民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诉讼程序专业化、技术化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公众参与诉讼的实际能力，在诉讼成为部分群众所不堪或不能的情况下，很难有理由让其对司法做出正面的评价。我们在建设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有必要找准着力点，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潮流，有针对性地整改、化解法院工作中的不足和难题，进一步强化服务观念，进一步加大便民利民的工作力度，进一步提升与社会沟通协调的工作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与公众渐行渐远的问题，从而不断拉近群众与司法的距离，不断提高社会和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笔者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以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促进民众接近司法等为特征的司法改革新动向,把它概括为“世界司法改革的便利化潮流”。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尽管表述方式和分析进路有所不同，但都认同这种改革潮流或趋势。所以，强调现代司法的服务功能，并借此来排解传统司法给民众造成的疏离感，让民众接近司法(正义)，从而增强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无疑是现代各国的司法共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讨论服务型法院建设，不仅一点不老套、一点不过时，反而是充满了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的。笔者主张把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不断拉近民众与司法距离的举措上，也正是据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一言以蔽之，通过强化服务功能，不断迈向法院现代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的现代化正遭遇着来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压力，这是中国法治的特殊精神处境。我们在构建现代服务型法院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窘境。在南京这样东部发达地区城市打造现代服务型法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面对着以“诉讼爆炸、诉讼迟延”为典型特征的“现代诉讼病”症状。如果说前者是中国问题，后者则是地方特色。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我们无需彷徨，因为这未尝不是我们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前瞻未来的法院制度所可能出现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注意利用传统资源中一些与后现代法院制度暗合的方面(比如强调便民、利民的审判方式以及调解制度等)，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与现代化法院制度之间的耦合。显然，我们有必要依托后发优势实现“赶超现代化”的现代化。诚如是，这便是中国道路、南京经验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立法阶段法的运行
选自《法流失论——立法阶段法的运行》

龙城飞将


一、立法

（一） 立法的定义

　　所谓立法，是指法的创制。“从现代立法的意义讲，广义的立法主要是指法的制定，即指有关国家机关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补充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狭义的立法，专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称国会、国家立法机关等）制定、修改、补充、废止基本法律（或法典）和法律的活动” 。

　　“国家机关依照其职权范围通过一定程序制定（包括修改或废止）法律规范的法动，既包括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也包括被授权的其他国家机关制定从属于法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

（二）立法的特点

　　无论是广义的立法，还是狭义的立法，都具有如下特点：1.主体特征：立法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能进行的活动。2.运行特征：立法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活动。3.技术特征：立法是制定、修改、补充和盲目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三）立法与立法权的本质

　　立法的本质是法的本质在立法活动中的体现：1.立法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关将自己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2.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进行立法活动最终的决定因素，在现代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商品经济是最主要的内容。3.经济以外的其它因素对立法活动亦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等。

　　立法权是本质上是代表权，也就是人民主权。立法权是在选举的基础上，人民把自己的权力转交给自己的代表，并以这样的方式授权代表机构实施国家政权。即是说，立法权是人民授予自己代表的国家权力，它通过颁布立法法令以及主要在财政领域中对行政机关的观察和监督来集体行使。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立法权主要是一个国家政体结构意义上的概念，它的存在以分权学说和分权制度为前提；它的归属以立法机关为主体；它的功能既包括立法，也包括议决预算、监督、调查、宣战媾和、质询、弹劾等。

　　立法权是人民主权的具体化。“主权是政治社会中的一种最后的和绝对的政治权威” ，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有对内和对外属性。“主权对内最高的属性实质上指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力，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来实现，体现在颁布法律、废除法律、决定国家组织原则、决定政权组织原则……等权力上” 。

　　根据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主权归于人民，人民是主权者而创制法律。法律是人民公意的宣告，凡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立法就是主权的行使，公意的宣告，立法的权威是主权权威派生的东西 。

　　但是，由于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可能人人都参与国家的管理，所以产生了代议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权就是主权对专门的立法机构的一种委托，立法机构在行使代理权。根据美国学者斯蒂芬斯的观点，立法权“是主权权力的具体化和派生” 。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宪法确认主权在民（或者人民主权）的原则，这是国家权力具有合法性的渊源。依照人民主权原则，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权，都产生或者渊源于人民主权。人民作为主权者，行使立法权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有立法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四）立法的分类

　　立法的分类，实质上就是法的分类，就是从不同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将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种类。

　　1.以社会基础为标准：法分为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民主的立法与专制的立法；也可以划分为义务本位的法和权利本位的法等。

　　2.依各国抽象的法的形态为标准：依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分类方法，法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实体法和程序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等。

　　3.以立法主体的性质和地位为标准：法分为国家权力机关（或议会）的立法和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中央的立法和地方的立法等。

　　4.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为标准：可以把法分为宪法性法律的立法与普通法律的立法；普通法律又可以分为各部门的立法，如民事立法、商事立法、经济立法、行政立法、刑事立法等。

　　5.以法的特殊分类为标准：法的特殊分类则是仅适用于某一类和某一些国家的法律的分类，依此种分类方法，法分为公法和私法、普通法和衡平法、联邦法和联邦成员法。

（五）立法的职能

　　立法的职能是法的职能在立法过程中的体现，是法的职能的组成部分。指引职能：通过立法活动，国家可以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提供法定的模式。评价职能：国家可以为判断、衡量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合法或违法与否，提供法律上的尺度或标准。预测职能：可以使法律关系主体预先估计到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