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民政府


第239号
　　《辽宁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业经2009年11月21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1月10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辽宁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保障与促进辽宁全面振兴和科学发展，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依法行政考核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依法行政考核，是指考核机关对考核对象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实施意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行的考查、评价和奖惩等活动。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依法行政考核工作。考核的具体工作由本级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依法行政考核的日常工作。
　　政府法制、监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编制、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依法行政考核工作。
　　第五条　省政府负责考核市政府和本级政府部门；市政府负责考核县政府和本级政府部门；县政府负责考核乡镇政府和本级政府部门。

　　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部门，由其上级管理部门进行考核，并充分听取当地政府的意见，考核结果抄告当地政府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实行双重管理的部门，由所在地政府进行考核，并充分听取其上级管理部门的意见，考核结果抄告其上级管理部门。
　　上级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政府依法行政考核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依法行政考核应当纳入政府、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第七条　依法行政考核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开公正、公众参与、统一组织、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八条　依法行政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二）转变政府职能；
　　（三）加强制度建设；
　　（四）规范行政执法；
　　（五）防范化解行政争议和社会矛盾；
　　（六）强化行政监督；
　　（七）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
　　（八）考核机关确定的其他需要考核的内容。
　　第九条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基本要求：
　　（一）明确行政决策权限，完善行政决策规则，规范行政决策程序；
　　（二）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听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制度；
　　（三）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估制度；
　　（四）建立并实行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第十条　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要求：
　　（一）依法界定和规范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实现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二）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实行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府非税收入，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行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三）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减少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行行政权力网上透明运行，扩大政府网上办公范围，建立电子监察网络，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审批）的情况进行监察；
　　（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考核、社会评议、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制度，及时、准确公开依法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并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五）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不断完善各种应急预案，对应急决策的事项范围、启动机制、程序、时限、公布形式等作出规定，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第十一条　加强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起草或制定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遵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
　　（二）建立健全制定规章、规范性文件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公布等制度；
　　（三）开展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定期评估；
　　（四）完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修改、废止和清理制度，实行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落实《辽宁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规定》。
　　第十二条　规范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
　　（一）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全面实施和规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推进综合行政执法试点，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建立行政执法争议协调机制；
　　（二）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责，做到主体合法、程序正当、定性准确、裁量适当，执法程序、执法文书符合法律要求；
　　（三）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审查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经培训考试取得执法资格并持证上岗；
　　（四）实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主体、执法依据、职责权限、执法内容、裁量标准、程序步骤、具体时限、监督方式等向社会公开；
　　（五）建立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活动的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等材料应当立卷归档，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并定期进行检查考评；
　　（六）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建立并实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说明制度和先例制度，严格执行罚缴分离、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制度，探索开展规范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工作；
　　（七）实行行政执法统计分析制度，按时报送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年度报表；
　　（八）深入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落实《辽宁省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严格依法梳理执法依据、分解执法职责、落实执法责任，实施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责任追究等相关配套制度。
　　第十三条　防范化解行政争议和社会矛盾的基本要求：
　　（一）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建立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及时地予以处理；
　　（二）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件，公正、及时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履行参加行政复议活动的职责，履行上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三）完善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程序，高效、便民、低成本地解决社会纠纷；
　　（四）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基层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
　　（五）完善信访制度，提高信访机构办理信访事项、化解纠纷的质量和效率，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第十四条　强化行政监督的基本要求：
　　（一）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建立依法行政报告制度。各级政府每年年底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书面报告依法行政情况，接受质询，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二）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主动听取其对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政协委员提案；
　　（三）自觉接受司法监督，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出庭应诉，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
　　（四）强化政府层级监督，落实《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
　　（五）健全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按规定上报备案，强化对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六）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方式足额兑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获得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
　　（七）支持和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依法独立开展监督工作，自觉接受和执行监督机关的监督决定；
　　（八）完善举报投诉制度。健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举报、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和及时依法处理的工作机制。
　　第十五条　落实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的基本要求：
　　（一）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二）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的领导、监督和协调机制，行政首长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制定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落实依法行政阶段性部署和年度工作任务，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监督考核制度；
　　（三）建立行政问责和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监察机关负责组织、指导、监督政府部门实施行政问责工作，政府部门确定机构负责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工作；
　　（四）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知识培训和考核，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五）加强法制机构建设，支持和督促政府法制部门及部门法制机构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履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监督检查和考评的职责。
　　第十六条　依法行政考核采取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全面考核与专项考核、自查自评与公众评议、材料审查与实地抽查、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十七条　考核机关应当依据本办法，结合本级政府或者本系统年度依法行政工作重点和主要工作目标要求，制定年度依法行政考核实施方案，明确具体考核内容、考核标准、考核形式和等次标准。
　　第十八条　考核对象应当按照考核机关的要求做好自查自评，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依法行政工作的自查自评报告；
　　（二）各专项考核自评结果及依据；
　　（三）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会议记录、文件资料、统计报表等；
　　（四）考核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九条　考核的项目和标准应当明确、具体，根据考核情况，考核结果至少分为三个以上等次。等次的划分标准由考核机关根据考核的内容和要求确定。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考核方案，由考核机关决定，予以加分或者提高等次：
　　（一）依法行政工作成绩突出，获省级（含省级，下同）以上表彰、奖励的；
　　（二）依法行政的创新举措被省级以上机关作为经验推广的；
　　（三）依法行政工作被省级以上新闻单位作为典型经验予以宣传报道的；
　　（四）考核机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考核机关应当对考核结果进行通报，优秀的给予表彰；不合格的给予批评，责令提出书面整改意见，并建议有关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考核中发现有严重违法行政行为的，考核机关应当启动行政问责程序，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省政府对各市政府的依法行政绩效评估的指标、考核方式等，按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对市、县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或者派出机构的依法行政考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0年1月10日起施行。


同步与差距：从国际标准的角度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作者：左卫民/谢佑平 来源：广州,政法学刊 发表时间：199701

一

在刑事诉讼机制日趋成熟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开始确立与推行。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犯罪的防止及控制委员会、刑事司法公正研究会等机构非常关心刑事诉讼标准的国际化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问题，致力于总结、归纳现代国家刑事诉讼的一般准则，并把这些准则推广到各个国家之中。通过这些组织和参加这些组织活动的各国及各国专家的共同努力，达到一系列的关于刑事诉讼的共识，或者以书面文件（如宣言、计划、建议等等）形式规定下来，或者以联合国及联合国下属国际性组织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当遵循的约束性准则。近几十年间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通过了不少与刑事程序有关的规范性国际法律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各国刑事诉讼已遵守、应遵守的一些原则。早在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有权要求组成独立的不偏袒的审判庭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当被指控为犯罪时，有权为自己辩护。１９６６年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规定：被逮捕者应有权立即知悉逮捕原因并应被迅速解送到司法官处在合理期间内审讯或释放。羁押如系非法，应立即释放。在审判中被告享有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如充分准备辩护、律师协会免费辩护，不得强迫自认其罪。以后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又进一步将刑事程序的国际化标准加以强化，从而使前述原则能真正得以实现。不少规则发展了《世界人权宣言》、《全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内容，规定了其不甚全面的很多内容。如《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规定，检察官职责应与司法职能严格分开，检察官作为公益代表应始终迅速公平地依法办事，包括确定对嫌疑人有利的情况，如发现起诉缺乏根据，检察官不应提出或继续起诉，而应竭力阻止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逐步为世界多数国家采纳并推行于国内法领域。如其它国际法律文件一样，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对世界各国没有当然的强制性约束力，因而其遵守与执行有赖于各国的认识与判断。从整体上看，许多国家对刑事诉讼国际标准的确立与采纳有一个发展过程。基本趋势是认同与采纳的国家越来越多，最早以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最积极。后为拉美、亚洲国家逐渐承认并采纳。在国际标准的影响下，各国刑事诉讼出现了趋同性，即世界性发展趋势；其突出表现在：
（一）推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各国对既定刑事诉讼模式不断修改与发展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两种主要模式。两种模式在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三角结构，但也不乏线形结构，职权主义则在形式上具有三角结构的某些基本特征，但实质上仍以线形结构为主。然而，近几十年来，世界不少国家却修改原有刑诉法典，致使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转变。

１．推行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吸收职权主义的成份。这表现在，侦查中赋予警察一定灵活的自由裁量权，起诉时则奉行检察官起诉原则，如英国１９８５年的《犯罪起诉法》变传统的社会起诉为检察官起诉，审判时则不反对法官的有限的主动权。仍以英国为例，在实践中，英国法官通常不反对向证人作补充提问或评论证人的回答。如果说立法与制度的变法是有限的，那么理论上的探讨则更多。不少英美国家法学家都认识到当事人之间的过份对抗带来的种种问题，因而不少人主张限制当事人主义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甚至改革其内容，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１９９３年提出的一项报告建议，法官应更多地要求律师传唤有证明作用的证人，必要时可主动传唤证人。而近几十年来流行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本身也反映了限制当事人主义尤其是主要部分——对抗式的庭审的思想。

２．奉行职权主义的国家大量引进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内容。其一，加强侦查中的被告人保护和侦查控制。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被告人（包括嫌疑人）的沉默权得到确认。律师也被准许介入侦查。同时，警察羁押人的条件明显提高且通常要通过法官批准。其二，审判程序大量吸收当事人主义所有的平等、对抗内容。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的地位平等性增强，对抗的权利更加充分，法官比以前更持沉静旁观的态度。例如，德国弱化控方案卷的事前移送制度，使法官在庭前对案件的熟悉程度降低，增大认真听取控、辩庭审主张与活动的机会。此外，意大利、德国还包括法国，立法上或实践中控辩双方在法官调查证据后都较前更多地行使着亲自调查权，有的国家甚至许可控辩双方对他方证据进行攻击性的质询。其三，一些国家的审判方式甚至基本上转向当事人主义。日本是这一转变的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一个。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即改变了原有的职权式审判制度，而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创制了新审判制度。１９８８年瑞典与葡萄牙、１９８９年意大利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改奉当事人主义或以当事人主义为主重塑刑事司法制度。
（二）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扩大和加强
这是二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趋势中最为重要且至今仍在持续的一个方面。具体而言，它有以下表现。

１、被告人权利的内容不断扩大。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是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使被告人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获得了未曾有过的诸多权利。直至今天，这些在二、三百年前确立的诉讼权利依然构成当代被告人权利的基本框架。然而，长期以来被告人权利的行使却受到种种限制，不仅内容有限，许多权利因缺乏细化措施而难以全面、有效地行使，而且行使阶段也过于狭窄。应当说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有了很大变化，在切实保护被告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思想指导下，被告人的权利已经获得了广泛发展。首先，这表现在具体内容上，许多权利过去在实践中都难以为被告人所行使，而现在却因新保障措施的出台而得以有效实施。例如有权获得律师协助这一相当重要的刑诉原则，曾由于贫困的被告人难以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而往往不能实现，现在因为各国普遍规定“律师免费服务”制度而得以避免。根据这一制度，当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无力聘请律师时，应由国家出钱为其聘请律师。再如保释制度，过去被告人只有在提交高额保释金的情况下才可保释，现在有的国家（如美国１９６６年《联邦保释金改革法》）规定，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无钱也可根据无担保的保证书或其他毋需金钱的条件而获得保释。其次，这也表现在审理阶段。传统的程序保障措施多实施于审判阶段。诸如被告人的辩护权、与控诉方相对抗的权力都主要行使于审判尤其是法庭审判之中。审前阶段特别是侦查中的被告人权利极其有限，有的国家甚至近于诉讼客体。然而，这一情况近几十年有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诉讼程序以倡导“正当程序”而著称，但实际上警方追究犯罪的活动直至六十年代以前并未受到“正当程序”规则的过多约束。在侦查中限制乃至剥夺被告权利的事例时有发生。对此作出重大的改变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米兰达判决”和其它相关判决中强化了侦查中被告人保护的重要规则，即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并认定如侦查机关不切实保障上述权利的行使，由此而获得证据视为违法、无效。同样，其他国家也大多在侦查中开始允许律师的介入。如德国和日本二战后的刑诉立法都明确规定允许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在有些国家如美国，由于强调充分保护被告人权利并对侦查机关抱有高度的警惕，以致整个侦查程序都开始当事人主义化。

２、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普遍化。传统上，被告人权利的概念和内容都以欧美工业化国家为发源地的。其中，又以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被告人权利保护更为着重。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被告人权利保护主要为欧美国家所重视，其它与欧美社会的宏观背景大不相同的国家如亚洲国家都未特别关注被告人权利保护问题。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几十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保护先后经历了两个普遍化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二战结束后。目睹法西斯专制践踏人权现象的各国人民，尤其是亲受其害的欧美各国，无论知识分子、统治阶级还是社会群众，都深深意识到权力滥用的危害，感受到保护人权之重要。有鉴于此，不少欧美国家包括德、日战后都大幅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将人权保护列为刑诉的主要目标，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少方面均体现了被告人权利的精神。普遍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瞩目的事件当为与西方相对抗的苏东集团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实体崩溃与瓦解，随着这种事态的出现，这些国家的文化概念、政治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一个方面即是刑事司法制度，由于旧体制过于强调打击犯罪，似乎是一种逆反，新创体制非常注重防止权力滥用与保护被告权利，被告因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如阿尔巴尼亚、捷克和罗马尼亚等均在最近几年内倡导注重被告人权利的抗辩式诉讼。

需要指出，被告人权利趋于扩大绝非偶然，它有着十分深刻的政治哲学与经验事实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它与一种越来越得到认同的政治哲学紧密相关，这种政治哲学认为公民具有一系列天生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即或是犯罪者也同样拥有，这些权利应得到尊重，不得任意限制或剥夺，国家存在与活动的宗旨是保护而非侵犯这些权利。如果出于公益需要限制也必然约束在最小范围和程序上。基于这种思想，被告人权利保护当然被置于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经验事实更印证了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二十世纪中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遇到许多国家发生的专制政权运用权力践踏人权的悲惨事件。对此，可谓教训难忘、印象深刻。所以，防止权力滥用、充分保护人权就成为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本世纪后半叶始终回荡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响亮旋律。正因为此，被告人权利保护才成为刑事诉讼发展最为重要与持久的一个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趋势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将持续下去。
（三）被害人程序保护的提出和加强

近现代刑事诉讼结构设计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把犯罪追究与惩罚功能收归国家，认定被害人利益能为国家所代表与保护。同时，把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看待，或者保护或者限制。由此出发，“在近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害人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诉讼主体，而通常被视作广义上的诉讼参与人（有的国家也承认但范围狭窄），其主要作用与一般证人类似。在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运作之中，我们只能看到三大职能与三大主体——控、辩、审，即或换一个角度，也只能发现诉讼是国家与违法者之间的对抗。显而易见，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相当有限。

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变化的背景与被告人权利保护加强的理由相通。这就是说，被害人与被告人一样是国家应予尊重和保护的对象。作为公民，被害人与被告人、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完全独立的重要权利，其它任何主体都不能完全代表。基于此，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作了变动。例如１９８２年美国制订了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联邦德国１９８６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越来越注重在程序上保障被害人的权益。

综观各国的程序立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其一，加强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如美国联邦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如果被害人会受到威胁或将发生针对他们的报复行为，应对其加以保护，必要时可羁押施加威胁者。[①]其二，被害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作为刑事原告人出庭，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过去实行公诉垄断或公诉为主的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开始行使追诉权；如德国被害人保护法规定：在刑事审判中，国家法律保护的个人权益受犯罪侵犯者均可作为共同原告出庭，包括强奸、绑架或谋杀等案件的被害人（但涉及被害人亲属隐私的问题，若被害人作为证人，在一些国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②]其三，扩大了未起诉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即或未规定被害人起诉的国家，也强调被害人不同于一般证人的重要性。例如美国被害人与证人保护法就规定，检察官提交联邦法院的调查结果报告中必须包括一份所谓“被害人被害状态的陈述”，从被害人的观点来描述犯罪及其结果。这使法官有可能倾听并采纳被害人关于定罪量刑的意见。此外，有的国家如德国未起诉之被害人有权知悉法庭审判的结果与内容，并可聘请律师协助。其四，扩大了被害人从罪犯处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显然，被害人权利的独立性、重要性在今天的确认，已经对传统的以被告人和国家相对立为研究中心的诉讼理论（无论是强调打击犯罪还是保护人权）构成一定挑战，也使据此构建的诉讼模式（无论职权主义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都受到冲击，所以一种强调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国家与社会利益相协调与共存的新诉讼理念正为人们所逐渐接受，与此相应，一些国家诉讼模式也发生了一种很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于人权保护（包括被害人保护）的强调，这种加强被害人保护的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当然，由于被害人与国家追究的一致性，笔者认为被害人利益的独立性与保护性不可能取代国家的追究作用，而只能作些有限补充）。
（四）日益追求诉讼效率

近几十年来，工业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即是犯罪率的急剧上升，统计资料显示：无论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还是发展中国家，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从而给刑事司法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作为解决这种压力的自然反应，增加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就成为最重要的选择之一。由于在既定的经验情况下，司法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那么提高诉讼效率，以最少的司法资源（人力、财力、物力）取得最大的案件处理量就至关重要。由此，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即作了相应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广泛采取简易程序或其它速决程序。在英美法系国家，最独特也最主要的提高诉讼效率的方式是适用“辩诉交易”。这一方式的基本内容是通过被告方与控诉方之间的协商，以被告人有限认罪，放弃辩解以取得指控减少或刑罚的减轻。[③]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当事人主义核心的法庭审判即被省略，而这种庭审通常是冗长、繁琐的，这就无疑大大减少了各方的讼累，使本来要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得以避免，从而提高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案件处理能力。对此，统计资料显示高达９０％的重罪案件以辩诉交易方式了结。

大陆法系国家对效率的追求更为强烈，侦查阶段，通过赋予司法官较大的灵活处理权，减少其制约关卡，以尽快抓获罪犯，快速终结侦查。审判阶段，不仅依赖于法律制度本身，而且通过法官职权的充分发挥和对当事人双方的抑制来控制审判进程，通过规定各种简易审判程序包括各种速决程序进一步简化程序，使法官的司法投入得到减少。例如，法国、德国等均采用处刑命令程序，对轻微刑事案件在控、辩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以非正规程序予以处理。

当然，这里要指出，对效率的追求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主要是指诉讼公正性，在大陆法系则还意味着不能有损客观真实原则，不能放纵罪犯。从目标来看，效率的追求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已受到怀疑与批评，美国全国咨询委员会提议废除辩诉交易，其理由在于：这样有冤枉无辜的风险，使法院行政复杂性，同时还对社会寻求保护的需要构成危险。[④]这表明对效率的追求并非漫无边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至少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对效率的追求会维护现状而不会有大的扩展，而有的国家，由于过去缺乏简易程序的规定，则立法上或司法实务中都有可能依效率观作适当改革。
二

１９７９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１６年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作了重大修改。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一部新的《刑事诉讼法》诞生了。新《刑事诉讼法》是对旧《刑事诉讼法》的补充、修改和完善，从内容上看，新法典保留了旧法典中诸多仍具有适用价值的条款、条文。立法体例、技术风格，也基本保持不变。但是，综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不难发现，这次修改，称得上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大改”。旧《刑事诉讼法》１６４个条文中，有１００多处作了改动，而且，许多条文的修改、补充，标志着司法观念的更新和诉讼结构的变革，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日益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动向以及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趋同。概括起来，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变化有：１．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２．完善了强制措施，严格了适用期限。３．强化了对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保护。４．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５．废除了免予起诉，改革了审查起诉制度。６．法庭审判增强了“对抗性”色彩。７．增设了“简易程序”。

修改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方面已接近或基本符合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如：诉讼结构中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某些技术规则，开始要求当事人举证，注意发挥当事人在庭审中的积极作用；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被传讯或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得到加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简易审判程序开始确立；等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受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司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某些方面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差距尚存，甚至，我国已经承诺的某些国际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体现。因此，可以说从刑事诉讼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考察，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有不足和局限。其突出表现有：
（一）在诉讼结构上，侦查模式与审判模式存在机制冲突

在刑事诉讼的世界性发展趋势中，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接近，大都是一种协调性接近。即：对侦控方式进行当事人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在审判方式中吸收当事人主义内容，使之前后一致，避免冲突。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进了庭审方式的对抗色彩，以当事人主义为基本走向。然而，侦查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职权式，即：将侦查视为国家机关的调查权限，为防止防碍侦查而限制辩护方的权利；二是弹劾式，即：为实现审判中的对抗，在侦查阶段，即以被告和辩护方为主体，与国家的犯罪调查同时展开辩护性调查并相互监督和制约，双方发生的分歧和纠纷由法院裁决，强制性侦查措施均须申请法院批准采取。我国的侦查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职权式，侦查权力强大，手段宽泛，采取搜查、扣押、邮检、拘留等措施不需司法令状。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出现了职权式侦查与当事人主义特征的对抗制庭审之间的矛盾，使我国诉讼内部存在机制冲突。这种状况，不仅难以使侦查方式与庭审方式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而且容易使人感到一种扭曲。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尚有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