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 栗松林

【关 键 词】 确立 情势变更
【内容提要】 情势变更原则是现代各主要国家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国际商事交易中解决因经济环境异常变动所造成的合同履行困难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在九十年代初的司法实践中也曾运用过，但在1999年制定统一《合同法》时，虽然五个草案中都有过 相关条文，但最终未被采用，本文试探讨在我国立法中重新考虑设立这一原则的必要性。
【正 文】 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从下面的案例谈起：
一、案情：
原告：邢某，阳城县某村人，农民。
被告：阳城县某村村民委员会。
2001年4月23日阳城县某村村委与本村村民邢某签订一份《修砌红阁下东河坝合同书》，合同约定：因原石坝有塌陷、断残现象需要重新再打新坝，村委要求新坝全长170米，根基深0.8米，坝宽0.9米，坝高与路面平为准，总计立方400立方米；付款方式：村委暂不付款，坝起后经验收以村办矿97年前所留的煤顶付（具体吨数以原村煤矿矿长同村委拍定的数字为基础1500－1800吨）超出部分，由村委另作处理。合同订立后，邢某将此工程包由他人施工。2001年9月10日施工基本结束，2001年10月2日，村委干部与邢某共同到村办煤矿指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存煤，并在煤堆上划线、钉桩。次日，邢某便组织车辆开始拉煤。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作出《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 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 》，煤价开始逐渐上涨。2001年11月16日，村委书面通知其立即停止拉煤，有关事宜，待日后研究再作决定。期间，邢某共拉煤99.5吨。2001年11月22日邢某诉至阳城县人民法院。
诉讼中，阳城县人民法院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邢某施工工程量进行了鉴定，带附加工程共计完成河坝工程量为548.48立方米。依据山西省2000年工程预算定额，河坝工程为灰泥片石砌体，每立方米砌体单价为87.37元。受村委委托，晋城市价格事务所阳城分所于2001年12月11日出具《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2001年4月份无烟煤面价格为每吨15元；2001年11月23日之前无烟煤价每吨60元；2001年11月23日以后无烟煤价每吨为120元。再审时，证实邢某支付实际施工工程队工程款为23600元。
原告要求村委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按合同的约定，交付自己2700吨煤。而村委认为，因国家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导致煤价大幅上涨，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要求按情势变更原则撤销合同不能成立，理由有五：其一，双方订合同时没有一方利用优势或一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其二，双方订合同时均不能预见煤价的涨跌是自愿对等的；其三，煤价的涨跌是市场行情变化，不能轻易按显失公平原则来处理，交易风险与利益关系对等；其四，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与本案不同，前者是因原材料的国家定价的调整而引起的，后者的价格变化则不是。其五，根据我国法律精神，衡量双方利益是否公平，多从民事行为成立时的情况加以确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肯定情势变更制度，所以被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鉴于双方争议较大，被告按合同约定的最低限1500吨履行义务。判决双方合同有效，村委支付邢某剩余的1400.5吨存煤的价款140050元另付邢某超出合同约定多完成的工程量价款12972.70元。
村委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发还重审，重审认为，本案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其一，原告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理由是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涉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但该复函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而该法已废止，不能再作为定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显失公平，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情形是“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这一法律规定明确指出，发生显失公平的时间是在“订立合同时”，而不是在合同履行中或合同履行后。双方签定合同约定以煤顶付工程款，并不存在谁故意使合同显失公平之事，也不存在谁没有经验不懂得业务而过失使合同出现显失公平之事，双方当时的约定是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不能因为后来煤价上涨，就否认原合同的公平性。其二，情势变更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其中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是适用该原则的一种重要因素。本案中，不存在由于煤价上涨致使被告无法履行给付原告煤的义务的情形，只存在不愿给付的情形。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而主要为计划经济保驾护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作出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势变更规定也是必要的。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当今社会，过去的法律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用与之相适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来作依据。本案中不存在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的问题，并不是煤价上涨到120元/吨，就一定要按120元/吨出售，就不能按15元/吨出售，否则就违反了国家政策的问题。其四，煤价上涨被告本身并不赔本。本案中所涉的煤仍然是订立合同时原有的煤，并不需被告去高价购买，被告一分钱也不需多付出。被告以煤顶付原告工程款，既然当初双方均同意，那么煤价上涨带来的利益或者煤价下降带来的风险均应由原告享有或承担，被告对此无权干涉。因此仍判决村委按原审履行义务。
判后村委仍不服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村委上诉称原审法院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理由不成立，因为“情势变更原则是指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错，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种原则。”首先说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留存的煤，不存在无法履行给付义务的情势；其次说该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已经全部或部分履行，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外因影响合同的履行；第三，村委给付邢某97年前存煤，本身并没有受到生产成本和原材料上涨的缘故，还说明村委在订立合同时对市场信息判断失误，如将给付义务订为现金而 不是97年前留存的煤，那么就不会承担现如今商业风险的结果。”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例评析
笔者认为，法院三审判决对此案均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错误的，其原因主要是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不可预见的情势变更，致使合同的基础丧失或动摇，若继续维护合同原有效力则显失公平，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原则。(1)理论界通说认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包括以下四方面的的内容：（1）订立合同时所依赖的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使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或者继续履行已不符合合同的目的。（2）这种变化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3）当事人对这种情况的变化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即这种变化不是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引起。（4）在情况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按照原合同履行，对债务人明显不利，比如会造成重大损失等。(2)那么本案合同首先是订立的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煤价的大幅度上涨；其次，该种变化发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完毕前的这段时间内；再次，该种变化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并且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每吨15元的煤面，因国家6月份出台整顿小煤矿的政策到交付时上涨到每吨120元，是双方在4月订立合同时谁也无法预见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一方；最后，如要求村委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会根本破坏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基础，产生违背社会正义观念的显失公平的结果。所以本案理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三、情势变更原则的由来及在我国的适用情况
情势变更原则按通说，起源于12、13世纪注释法学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解》中的“情势不变条款”，于16、17世纪曾广泛运用，到18、19世纪，因适用过滥而受到严厉批评，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因物价飞涨，合同履行显失公平，除适用该原则外别无良策，遂德国等国家通过判例学说又重新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英美法系，也则以“合同落空”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3)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曾获得确认。在“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纠纷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函》(4)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发布的《长春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诉长春市朝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购销房屋因情势变更而引起的价款纠纷案》。(5)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5月6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提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这是司法实践中对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正如初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的，都是在1999年统一《合同法》颁布以前所做的规定。那是不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提到的那起案件是在国家计划经济调控下，国家定价发生变化，当事人必须按国家定价执行而引发的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现在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再适用该原则的规定来审理案件了呢？事实上在1999年《合同法》草案的第五稿第77条就规定：“由于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商业风险不适用前款规定。”明确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围绕情势变更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结果是删除了合同法草案中关于该原则的规定。
四、确立情势变更原则之必要
发展经济就要加速和保护财产流转和交易关系的相对稳定，合同就是财产流转和交易的法律形式，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在当前我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时，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是极为重要的，“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理应受到特别的推崇。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履行的一项法律原则，和要求合同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矛盾，因此1999年《合同法》通过时，最终删除了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有关条款，也就不难理解。但是不是要突显“合同必须严守”的规则就必须取消情势变更原则呢？实际上每个合同在依法成立时都有其信赖的客观环境，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与这种客观环境相适应的，权利义务的对等是就该环境而言的。合同成立后，该客观环境发生改变或不复存在，原来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新的客观环境如严重不适应时，只有将合同加以改变或者解除，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这也是情势变更原则产生的法理基础。其实即使反对在《合同法》中设立情势变更原则的人也承认，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有适用的机会，从反对的理由看主要是（一）由于经济生活相对稳定，无重大的通货膨胀或价格调整，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形是极少的。（二）科学地划定情势变更界限较为困难，尤其是与商业风险的划分，更难以掌握，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有可能导致法官滥用这项权力。（ 三）认为不可抗力可以涵盖情势变更，因此没有必要在不可抗力之外再规定情势变更，否则易引起理论上的混乱。（四）如果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以经济生活的激烈动荡为背景，则一个合同的强行变更将对其他合同关系产生影响，可能引起合同的“连锁变更”，即某一合同变更而遭受损失的债务人又成为另一应予变更的合同的债权人，这就说，对经济领域某一部门的不平衡进行调整，有可能引起其它部门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引发经济领域普遍的不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6)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目前不设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怕中国现在普遍素质不高的法官，在断案时利用该原则任意解释法律，使这一制度实施起来负效应大于正效应。(7)
我们认为在我国还在努力解决“有法可依”的现阶段，还是应当追求法律规定的尽量完善为好，同时从上述案例也可以看出，没有具体法律可以引用，才出现了判决的严重不公，可见无法可依更会导致法官滥用权力。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我国适用该原则的情况中，最高人民法院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包括很多学者在有关文章中都认为就具有情势变更原则意思，而事实上这些观点也并不正确，因为该条规定“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经济合同无法履行”这是专指履行不能的情况，并没有包括能履行，但只是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情况，即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的情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废除，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失去了依据，正如前一审判决中所述，确实现时并无法律依据，属“无法”可依。
今年的非典事件，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中在今年的非典时期后期也不乏合同无法履行或按原合同履行，将会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可以说今年的非典，又引起了人们对情势变更原则的关注。近来已经有了不少的相关案例，据报道合肥庐阳区法院就宣判了合肥地区首例因非典引发的合同纠纷案。报道称：“在审理中法官采用‘情势变更’这一特殊法律原则，强行改变合同已确定的条款”。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存在物价大幅波动的可能，又有非典事件等不可测事件的发生，(8)因此，有必要在《合同法》的修订中或制定民法典时增加情势变更原则，以避免在今后的判决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
在上述案例中，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同的一方是村委这个集体组织，对于现在特别强调“严守合同规则”来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不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而势必造成村集体利益的损失，并引发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此情况在本案中已发生）。民法是单纯的私法，但在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对法院这种判决，没有可以补救的办法，只能维持错误结论的话，也并不是立法机关所想看到的结果。固然，这类案件可以以《民法通则》第四条或者《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的原则来解决，或按国际惯例的规定来处理，但仍然不如具体规定出来为好，因为，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来裁判案件，事实上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案件更大的空间，这就和当初不制定这一原则，怕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力的初衷相违背。还有学者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确认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既可以解决当前此类纠纷频发但又不宜以不可抗力论的实际问题，又不违背现行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而且也可以有效避免各地法院在处理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案件时极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混乱。”(9)。这一办法也不可取，因为对于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明确删除的条款，再由司法机关来补充的话，等于赋予了司法机关超越立法机关的权力，造成立法、司法的冲突，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信仰，因此在难以彻底抛弃情势变更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在立法中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更为必要。

二00三年十月

【参考文献】
(1) 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经济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88页。
(3) 参见王利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二版，第124页、125页。
(4) 1992年3月6日，重函［1992］27号中指出："就本案购销煤气表散件合同而言，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即生产煤气表散件的主要原材料铝锭价格，由签订合同时国家订价为每吨4400元至4600元，上调到每吨16000元，铅外壳的售价也相应由每套23.085元上调到41元，如要求重庆检测厂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供给煤气表散件，显失公平。对于双方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你院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公平合理的解决。"　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四辑，总第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10-116页。
(5)　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一九九三年第二辑，总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第127-131页。
(6) 刘现肖： 《为情势变更原则辩护》，中国民商法律网，案例研讨。http://www.civillaw.com.cn/research/students/36.asp。
(7) 张照东 郭小东：《〈合同法〉与情事变更》，中国法律服务在线，http://www.law999.net/dissertation/doc/MSFA/2003/04/29/00000282.html。
(8) 当然也有人坚持在这一次新的争论中，仍然强调应适用“不可抗力”。见李克才：《非典影响合同履行适用法律探讨》，东方法眼网，http://www.dffy.com/fdlx.htm。
(9) 李 传 松：《因“非典”影响而引起的合同纠纷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2003年5月20日《人民法院报》“理论与实践”版。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保护军事设施安全若干规定
市政府


第一条 为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 保障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贯彻执行军事设施保护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军事设施的保护。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和有军事设施的各区、县人民政府, 分别会同有关军事机关成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贯彻国家关于保护军事设施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 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二、协调解决划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的问题。
三、检查军事设施安全保护情况。协调本地区各部门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处理保护军事设施与地方经济建设、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发生的问题, 制止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的行为。
四、组织保护军事设施的宣传教育工作。
五、制定保护军事设施的具体措施, 并公告施行。
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第四条 本市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的划定工作, 由北京军区和市人民政府依照《华北地区军事设施保护区域划定工作实施办法》统一组织,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具体承办, 按照行政区划实施。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划定后, 应明确管理单位和管理职责。
第五条 下列军事禁区, 应在其外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
一、面积较小, 仅在内部采取防护措施, 不足以保障军事设施安全保密需要的;
二、军事设施具有重大危险因素的;
三、军事设施有防电磁辐射、电磁干扰等特殊技术要求的。
第六条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与军事禁区同时划定, 其周边距离应根据军事设施的性质、国家军用技术标准、保密及防电磁辐射、电磁干扰的技术要求、当地地形、历史沿革和保障群众生产财产安全的需要等情况确定, 并尽量控制在最小地域。
第七条 军事禁区( 不含空中军事禁区) 、军事管理区的范围, 一般与军事设施的房地产管理范围相一致;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 根据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 可与军事设施的房地产管理范围不完全一致。有特殊保护要求的军事设施需要适当扩大保护区域的, 由军事设施权属单位
或管理单位, 在征得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后, 报北京军区和市人民政府审批。
军事禁区范围的划定或者扩大, 需要征用土地、林地、草地、水面、滩涂的,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八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划定的范围, 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修筑围墙、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或界线标志, 并部署警卫力量守护、看管。
除经军区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的外, 禁止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进入禁区, 禁止对禁区进行摄影、录音、录相、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资料。
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进入军事管理区, 必须经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许可。
第九条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划定后, 管理单位应在其外沿设置安全警戒标志; 安全警戒标志牌, 由市人民政府制作。安全警戒标志牌的设置地点, 由管理单位和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条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 不得进行爆破、射击以及其他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通过安全控制范围内对外开放通道的人员, 必须按指定的路线通行, 不得在该安全控制范围内停留。
第十一条 未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 有军队驻守的, 由驻守军队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无军队驻守的, 由团级以上军事机关委托区、县人民武装部采取措施予以保护。
第十二条 未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位于山区的, 禁止在距其外沿200 米范围内采石、取土、爆破等活动; 位于平原的, 禁止在距其外沿100 米范围内拉沙、取土、破坏植被等活动。
第十三条 军事设施的管理单位和当地区、县人民政府, 应针对该军事设施的实际情况, 依法制定具体保护措施, 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并公告施行。
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 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 有权检举和控告。
军事设施附近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以及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 应当与军事设施的管理单位配合, 做好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
军事设施附近的村民、居民, 应当遵守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和区、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该军事设施的具体保护措施。
各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严格履行保护军事设施的职责, 教育军人爱护军事设施, 保守军事设施的秘密, 建立健全保护军事设施的规章制度。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应当考虑保护军事设施安全的需要, 并征求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
各级人民政府的规划、土地等主管部门在审定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时, 应当保护地下军事设施。安排建设项目或开辟旅游点, 应避开军事设施, 确实不能避开, 需要将军事设施拆除或改做民用的, 由市人民政府和军区级军事机关商定, 并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必要时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供地下电缆、管道等军事设施的位置资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按保密要求保管地下军事设施的有关资料。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军事设施安全防护要求, 对军事设施予以保护。
第十六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军事设施附近的有关单位不与军事设施管理单位配合, 造成军事设施损坏, 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单位负责人和责任人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造成军事设施损坏后果的处理, 按照军队有关技术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 由市人民政府会同北京卫戍区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1991年10月1 日起施行。



1991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