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黑哨”

张钧 马慧健


一、“黑哨”如何？
2001年岁末，中国足坛风云变幻，可谓“让我欢喜，让我忧”。世界杯梦，四十四年终成真；职业联赛，八载春秋出“黑哨”。 时下，中国足球界“黑哨”问题已经引发了一场大地震。究竟何为“黑哨”，想必下边这张“剪影”能让我们一目了然。
——记者：（俱乐部在每场比赛之前）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给裁判送钱？
——足球俱乐部老总：最早的标准就是所谓的“行规”-六万块钱。主裁拿一半，两个边裁各拿一万五。通常呢，六万块钱是指获胜的情况下，如果打平可能减半。“行规”之说在圈内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无论是新加入的俱乐部，还是老俱乐部，都要遵从这样一个规矩。
——记者：假如一个俱乐部不按规矩办事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俱乐部老总：我一开始（刚参加联赛时）是不同意（按规矩送黑钱）的，我认为不能这样做。结果就连续五、六场，一场都不赢，（球队排名）从第一、二直掉到第七、八。
——此前，新华社记者方益波、杨明从浙江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以及浙江省体育局了解到，有7名裁判在执哨甲B联赛中曾收受“黑钱”，每场数额从3万元到8万元不等，其中包括赛前谈好价钱但最终因没赢球而没有拿到钱的情况。
当几个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黑哨”终于浮出水面。随着黑幕越揭越大，问题暴露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话题：由于我国《刑法》上存在的盲点，裁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对拿赃款和吹黑哨的足球裁判无法对应现成的司法条文给予定罪。难道“黑哨”真能钻法律的空子吗？难道“黑哨”真能逍遥法外吗？
二、人说“打黑”
足球裁判拿赃款、吹黑哨的恶劣行为一经暴光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打黑除恶”一夜之间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希望看到中国足协重拳出击处理“黑哨”，但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人们心下更希望看到的则是“黑哨”能够被绳之以法1。然而，法律是严肃的，是讲规则、讲证据的，有时合情合理的事情就是不合法。因而，“黑哨”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人们众说纷纭。从各家媒体所反映出的情况看，基本可归纳为两种看法（三种观点）：一种是有罪说（这种看法包括“公务受贿罪说”与“商业受贿罪说”两个观点），另一种是无罪说。
1、公务受贿罪说。准确的讲，这个罪名应该直接称作“受贿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该按照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追究“黑哨”受贿罪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行业协会有民间和政府两种性质，中国足协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被授权从事国家足球管理的协会，当属政府性质的协会。另外，中国足协履行的是行政管理的职责，从一些具体行为来看，它更像一个行政机关。比如它对违规的俱乐部，可以行使只有国家行政机关才有的罚款权。中国足协授权裁判在场上执法，因此裁判的行为是代表中国足协的“职务行为”，裁判在执法比赛时就是履行公务，根据《刑法》可以很容易地判定其犯有受贿罪。
2、商业受贿罪说。这个罪名准确地讲应该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当按照我国《刑法》第163条的规定追究“黑哨”作为公司企业人员犯有受贿罪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表面看，中国足协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一种行业性管理机构。实际上，目前我国的足球行业已非单纯一个行业，更成为一种产业，各个俱乐部都在按照产业或者企业的运行模式进行操作，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足球的行当，应按企业定性。另一方面，裁判是由中国足协来考核和确认裁判资格，并采取聘用制的形式去执法每一场比赛。他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并不是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中国足协，或者说是代表足球行业、足球产业的管理机关，行使一种管理权。因而，无论裁判本人是兼职还是专职，他们在行使裁判职务过程中的行为都应该定性为公司企业人员的行为，他们在履行职务时收受“黑钱”，就应该按照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来定罪。
3、无罪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前我国《刑法》在贪污贿赂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上有盲点，而对于商业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规定又显得过窄，因而不能追究“黑哨”的刑事责任。理由是：中国足协属于社会团体，足协聘用的裁判不能定性为履行公务。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无罪推定原则，不能给“黑哨”定罪。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有不妥之处，最后一种观点虽然可取，但其论据又不是很充分。以下是我们对于“黑哨”行为性质的分析。
三、“打黑”之我见
（一）、法理分析
1、“黑哨”行为的无罪性。
首先，看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有两种。《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人员（通常为董事、监事、经理、会计等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便利收受客户贿赂的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为“商业受贿罪”；《刑法》第385条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为“公务员受贿罪”。这两条受贿罪的共同特征都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区别主要在于犯罪的主体不同。另外，由于侵害的社会客体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不同，从而量刑的幅度也不同，后者最高刑可判死刑；前者则最多判15年有期徒刑。
其次，看中国足协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管理中心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后者是官方机构，但中国足协在民政部注册的是社会团体，不具有官方性质。尽管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甚至具有一定的国家行政级别，但足协对俱乐部、运动员、裁判以及各项赛事所实施的管理活动毕竟只是一种国际惯例性的行业管理行为。此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2，公司和企业都是商品生产或经营单位，有别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这么看来，中国足协显然也不是公司或者企业。
再次，看裁判执法比赛行为的性质。执法中国足球联赛的裁判大多是业余身份，由中国足协组织，参与联赛的场上执法工作，并领取一定的执裁补贴。如果我们非要把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往裁判身上套，就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他的工作是履行公务，而足球裁判活动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国家公务活动，不能视为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活动，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我国《刑法》对受贿罪主体的要求，要么应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要么应是“国家公务员”。在对前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中国足协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企业，当然足球裁判员就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在对后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即使将中国足协视为受民政部委托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性协会，但由于裁判的执裁活动不是国家公务，所以作为被足协所任命、指定或委派的，在各项赛事执裁的裁判也绝非国家公务员。由此，我们认为，虽然从立法精神上来看，足球裁判受贿、巨额受贿无疑是犯罪行为，但根据当前刑法，“黑哨”的行为因其不具有法定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而不构成犯罪，把裁判收钱看作是受贿行为还很难。
2、“黑哨”行为的违法性。
虽然我们认为“黑哨”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并不是说他们就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就能逍遥法外。惩办“黑哨”的依据，我们不必非要在刑法中找。其实，如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就可以很容易判定“黑哨”行为的违法性并对其做出相应的处罚。
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这里的“经营者”按照该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这里，我们不从中国足协的性质入手，而从各俱乐部的性质入手进行分析。很显然，俱乐部是从事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有董事长、董事会等公司性质的运作标志，其主体当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经营者”之范畴，因而可以由该法对其进行规制无疑。各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那么俱乐部不是采取合法的正当方式，而是使黑钱贿赂裁判吹黑哨以赢得比赛的行为，显然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就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上述规定。相应地，裁判暗中收受黑钱的行为，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应“以受贿论处”，并且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而裁判的身份与其执法比赛活动的性质均再所不问。
足球腐败侵犯的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俱乐部的利益，而是破坏了整个足球市场的公平运转，损害了健康的竞争模式，破坏了公平、公正、透明等价值3。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正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所在。
（二）、对策与建议
1、鼓励“投案自首”。即由中国足协划定最后时限，在此之前，“黑哨”们尽可以主动交待。这种内部处理，就可以按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认为的那样，“对于涉嫌收受黑钱的裁判，主动讲和被动讲应该受到不同的政策对待”。
2、运用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如果“黑哨”们不能在规定的限期内迷途知返，那么中国足协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并且可以不求助于任何司法机关，而由足协自己完成“打黑除恶”的任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另外，该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还对监督检查部门在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时所拥有的职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4。据此，中国足协就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身份，依相关行政法规，对“黑哨”进行处罚。
四、“黑哨”余音
社会各界在运用法律手段“打黑”这一主张上形成的共识，是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是多年法治建设的成果。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法律制裁就是刑法的制裁（刑罚措施），依法治国就是惩治犯罪，所以一提到“打黑”就想到适用刑法，给“黑哨”定罪量刑，似乎除刑法外，再没有法律可以用来惩恶扬善了。然而，刑法只是构筑法律体系的众多部门法中的一个部门法而已，更多的是其它的部门法，如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等等，我们依法治国靠的也正是这诸多法律的综合运用。刑法是“后盾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刑法失去作用，整个法律体系就会随之崩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法手段才不能被经常地或普遍地使用，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多依靠的是其他的部门法。如果全社会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不再动辙希望用刑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达到真正的法治文明了。


1 据报道，某省体育局领导针对“黑哨事件”向媒体谈了些个人看法。他的话里，有两点非常引人注目，一是说，“迄今为止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中，我只相信阎世铎一个人”；二是大声疾呼司法对足球腐败的介入。这两点看起来并没有冲突之处，但是细加推敲，却不难看出有关领导乃至大多数足球界人士内心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既希望中国足协里有“清官”，他高举“尚方宝剑”就能把足球腐败彻底清除，同时，又看到了“人治”是多么的软弱和靠不住，因而呼唤法律的“外援”。
2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
3 一位良心发现的“黑哨”在其忏悔信中写到："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已，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与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足球市场的竞争环境已经到了不规制不行的程度。
4 这些权力包括：（1）询问被检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2）查询、复制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协议、账册、单据、文件、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3）必要时可以责令被检查人说明情况等。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民兵预备役工作条例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南省民兵预备役工作条例》于2000年1月15日经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促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民兵工作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公民，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兵预备役工作的领导，组织、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
第四条 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和县（市、区）人民武装部（以下统称军事机关）在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兵预备役工作。
乡（镇）、街道和企业事业单位人民武装部，负责办理本地区、本单位的民兵预备役工作；未设人民武装部的单位，应当确定一个部门办理民兵预备役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兵预备役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民兵预备役工作任务安排必要的民兵预备役工作经费。
第六条 依法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尽的职责。
依法参加民兵组织和服预备役是适龄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参加民兵组织和服预备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民兵预备役工作应当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适应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坚持平战结合、劳武结合，把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成为战时参战支前和平时应付突发事件、抢险救灾的重要快速动员力量。
第八条 对在民兵预备役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军事机关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在战备执勤和军事训练中受伤、致残、牺牲的民兵、预备役人员，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优待和抚恤。

第二章 基层人民武装部和专职人民武装干部
第九条 基层人民武装部是国防体制的组成部分。乡（镇）、街道应当设立人民武装部；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设立人民武装部。
第十条 基层人民武装部应当配备专职人民武装干部。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选拔、配备和管理，实行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体制。
第十一条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主要从人民武装学校毕业生和退出现役的军官中选配，也可以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其他人员中选配。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录用，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同级军事机关共同组织实施。
县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将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培养、使用纳入本地区、本单位干部管理范围。

第三章 组织建设
第十二条 乡（镇）和企业事业单位建立民兵组织。凡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除应征服现役的以外，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民兵干部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不建立民兵组织的单位，按照规定对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进行预备役登记。
第十三条 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二十八岁以下的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编为基干民兵；其余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编为普通民兵。
根据需要，吸收女性公民参加基干民兵。
少数民族地区和城市有特殊情况的单位，基干民兵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第十四条 民兵按照便于领导、便于活动、便于执行任务的原则编组。农村一般以行政村为单位编民兵营；城镇一般以企业事业单位、街道为单位编民兵排、连、营、团。
已经配备民兵专业技术装备、器材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电信、交通、卫生、工程等与军事专业相关的单位，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的规定建立民兵专业技术分队。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和战备重点乡（镇），应当根据当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的规定，建立民兵应急分队。
第十五条 预备役部队的编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编入预备役部队的预备役人员分预任军官和预编士兵，从退出现役的军官、士兵、基干民兵和其他预备役人员中选配。
第十六条 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每年进行一次组织整顿，办理出队、入队和转队工作。
基干民兵、编入预备役部队的预备役人员外出三十日以上的，应当定期与所在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联系，在接到召回通知后，必须按期归队。

第四章 政治工作
第十七条 基层人民武装部和预备役部队应当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对拟编入基干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的人员进行入队前的政治审查和现实表现的考察，保证其政治合格。
第十八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政治教育，以国防教育为重点，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形势战备和法制教育，增强国防观念，自觉履行兵役义务。
第十九条 基干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的预备役人员的政治教育，采取集中教育与其他方式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集中教育纳入军事训练计划，与军事训练统一实施；其他预备役人员的政治教育结合民兵组织整顿、预备役登记、征兵和重大节日活动进行。

第五章 军事训练
第二十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由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和预备役部队根据上级军事机关下达的军事训练任务制定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应当依法参加军事训练。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参加军事训练人员提供条件。
第二十二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一般集中在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军事训练基地进行。
民兵、预备役部队军事训练基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修建。民兵的军事训练基地由县（市、区）人民武装部管理，预备役部队的军事训练基地由预备役部队管理。
第二十三条 农村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军事训练的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支。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街道的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军事训练的误工补贴，按照均衡负担的原则解决，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六章 战备执勤
第二十四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战备执勤的主要任务是：
（一）协同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守护重点战备地区和重要目标；
（二）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
（三）参加抢险救灾，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四）配合部队作战或者独立作战，担负战斗勤务，支援前线、保卫后方；
（五）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二十五条 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战备执勤，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由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和预备役部队组织实施，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六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担负战备执勤任务的报酬或者补助，由使用单位支付。
第二十七条 民兵、预备役人员不得拒绝、逃避执行战备执勤任务。

第七章 武器装备
第二十八条 民兵、预备役部队按照国家规定配备武器装备。
第二十九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配备民兵、预备役部队武器装备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修建民兵、预备役部队武器装备库（室），并配备必要的守护人员。
公安机关应当将民兵、预备役部队武器装备库（室）列为重要安全保卫目标。
第三十条 人民武装部、民兵组织和预备役部队应当加强对民兵、预备役部队武器装备的管理，防止损坏、丢失、被抢、被盗，保证武器装备经常处于良好状态。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符合条件的公民拒绝参加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或者进行预备役登记，民兵、预备役人员拒绝、逃避军事训练和战备执勤任务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义务，并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有关单位应当建立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或者基层人民武装部而拒绝建立的，或者阻挠民兵、预备役人员履行义务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扰乱民兵、预备役工作秩序，或者阻碍民兵、预备役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民兵、预备役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在民兵、预备役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月15日